长征结束时的傅忠海 

陈刚权根据傅忠海回忆材料整理

我叫傅忠海，1930年2月入党，1932年春去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被派到红军第七师二十一团任书记长，协助团长钟子廷做思想工作。1933年秋，红军队伍要抽调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我被派到鄂川边区工作委员会任委员，做发展游击队的组织工作。

1934年1月4日拂晓，我们红军胜利打下利川县城后，立即将部队分成两路开展游击活动：一部分到白洋坝一带，给敌人造成攻打万县，夺取下川东的错觉；大部分则由贺龙率领，乘虚进入石柱休整。贺军长在石柱期间，发现川鄂边交界的金铃坝，有一支强悍而又具有进步倾向的“神兵”队伍，在当地反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打击官兵。贺军长和关向应政委返回利川小河时，便派人来把我叫去谈话。贺军长说：“小傅，给你个特别任务。四川金铃坝有支‘神兵’队伍，在那里抗捐抗税打官兵，具有进步的方面。‘神兵’的领神叫朱清武，是个不堪压迫的农民。若把这支队伍改造成我们的红军，那就好了。组织决定你去把这支神兵教育、改造过来。”

我因人年轻，缺乏工作经验，怕做不好工作，有些犹豫。贺军长鼓励我说：“那里的条件很好，地利、人和都占了，虽然现在天时暂时不占有，你自己会创造条件的。那里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和基本群众，尽管去吧，他们会帮助你的。”我说：“我不会打游击。”贺军长笑着说：“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很便于打游击，比洪湖好嘛。一个自发的‘神兵’队伍能组织起几百人打卡子、抗苛税，他们能行，红军战士面前没有不行的。你在洪湖当过区委书记，不是也打过游击吗？好好总结下经验教训，就能把根据地建立起来。”关政委也在一边耐心地说：“你肩上的任务很重啊，不仅要改造好这支神兵队伍，还要把丰都、忠州和鄂川边一带的反政府组织，都要发展成为游击队，与湖北利川、咸丰、恩施、宣恩和四川黔江等一带的游击组织联合起来。”我答应了贺军长、关政委的重托。贺军长又问：“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我想了一下，要求派个助手。贺军长站起来想了想说：“叫小杨跟你一路怎么样？”我点头同意了。在离开时，贺军长送我出门，握住我的手说：“祝你胜利归来！”我激动地回答：“决不辜负军长所望！”

出发前，军部派来一名叫李景凯的同志给我们带路，他是红军第一次进入利川时在小河双庙子发展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那天下午，我们来到李景凯家里，商量去金铃坝的办法。我们连夜赶到小河街上，买回阴丹士林布4匹，化妆成进川做生意的商人。因考虑人多行动不便等因素，便临时决定将小杨留下看护在双庙子治疗的红军伤员。接着，我们在附近找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和我们一路，以防万一被敌人抓了，好有人放信。

第二天，我当“老板”，李景凯同志作“挑夫”，一路顺风地通过各卡子和盘查哨，安全抵达金铃坝与湖北利川只一山之隔的土溪河偏嵌坝，通过游击队员杨通魁的族姓关系，住进了“神兵”领袖朱祖佛（即朱清武）儿媳娘家的杨光照家里。此后，我便以红军病号的身份在山上几家农户活动，与农民摆龙门阵，说明我是因病不能随队，在这里休养，病好后回部队。我向他们讲红军的好处，红军是为穷苦百姓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专为穷人打天下求翻身的。同时讲红军闹革命的故事，说贺龙军长用“两把菜刀就打下了敌人的卡子”等等。群众一听说贺龙的名字，高兴地说：“早就听说了，他是早来就好了。”我的事被群众悄悄传开。因为我姓傅，他们就说我是贺龙的“副官”，不少人还要来看看红军的“副官”像啥样子。大家看到我人年轻，说话有礼貌，讲的又是他们从未听到过的新鲜事，都夸我是好人。山上山下的一些青年开始感到好奇，晚上跑来听我讲故事和参加红军闹革命的道理，直到深夜都舍不得走。他们还把我是贺龙的“副官”这个身份抬得很高，尊重我，保护我，有的还把小孩拜寄我认作干父，使我在山里立住了脚。

在杨光照家里，经过我认真细致的教育工作，杨光照成了我的得力助手。通过他，我对“神兵”领袖朱清武的情况了如指掌。朱清武1875年出生在农民家庭，家住丰都县金铃坝（现辖石柱县）朱家院子。他长得又高又大，人称“身高丈二，腰大八围”。1930年，自然灾害严重，金铃坝农民颗粒无收，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当地乡长余贵相不顾百姓死活，加重苛捐杂税，对农民进行搜刮。朱清武之堂兄朱清洪深受其害，被敲诈得几乎倾家荡产，朱清武看在眼里，心里愤愤不平。他与文坛相生张胜科和农民吴正友商议后，在北岩洞里练“神兵”组织抗捐抗税，并响亮地提出“打款灭税、打官兵”的行动口号。一大批忍受不了压迫的农民纷纷响应，揭竿而起。200多人的“神兵”队伍，在川鄂边展开了抗捐抗税斗争，持续了近3年。“神兵”多次与团防队、官兵交战，并取得节节胜利，声震川鄂边，反动政府无可奈何。一时间，金铃坝成了“神兵”窝子。

我不忘贺军长派我改造“神兵”的重任，通过杨光照与朱清武的亲戚关系，约朱清武在杨家会晤。一天晚上，朱清武来到杨家，杨光照向他介绍说：“这就是我给你说的贺龙派来的副官。”朱清武很客气地说：“我知道得晚，没来拜访，对不起！”我说：“不，‘神’早就知道了，‘神’要考察考察我。”他说：“不，你是好人。”我说：“希望‘神’保佑！”朱清武“嘿嘿”一阵大笑后，迫不及待地问：“贺龙在哪里？”我说：“他在小河那边，你见过他？”朱清武摆摆头说：“早听说了，他是个好人！”随后，我给他讲了贺龙的为人和他如何干革命的故事，进而又分析了当前时局，对比敌我厉害关系，讲明参加红军、跟着党走的好处，指出孤军作战、无目的斗争的弊端。我见他听得入神，心里有了底，便说明了我的来意。他听后感叹道：“你年纪轻轻的就懂这么多，真不愧是贺龙的副官！”

经过多次接触、教育、开导，朱清武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并确立了革命思想。他非常相信我，把我当自己人看待，还邀我到他的队伍里去看看。到了金铃坝，朱清武安排我住在他内侄儿余中伦家里。余出身贫寒，原籍忠州曹家槽人，年幼时其父亲背力过河，不慎落水淹死。1925年大天干，粮食无收，因生活困难，他和母亲逃荒进山谋生。到金铃坝后，母亲改嫁到余家，他便改姓余。几天时间，我就和余中伦交上了朋友。

“神兵”队伍里，“神气”十足，不管做什么，都有“神”的成分在里边。比如，说有“神灵”保佑，就“刀砍不进、枪打不入”；得到信息敌人要来，就说是“神”在通知。针对这些蒙骗无知群众的说法，我用事实教育大家：“刀砍不进”是因为砍下去时没有往后拖；敌人要来的信息是我们在他们内部有侦探。经过我耐心的教育，群众觉悟提高很快，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他们很信服我，说我有才干，讲的革命道理一千个对头，要求马上组织起来去打税卡、打土豪。经过筹备，我们在这年3月成立了“鄂川边红军游击队”，打出了旗帜，由朱清武任队长，我任政委，下设两个中队，一个叫向天阳的小知识分子作书记官，帮助写布告、标语等。随后，游击队开到湖北与四川交界的土溪河、甄子坝大山上开展游击活动。

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十字路会议上的指示精神，我们积极开展打富济贫游击活动。游击队在朱清武的指挥下，一举活捉了金铃坝赫赫有名、家收六七十石租子的乡长余贵相，缴获长枪2支，没收了他的家产。游击队还把他押到湖北土溪河月亮池公开审讯，要他向群众认罪，并把他家的粮食、腊肉、衣物等东西分给了群众，当众销毁了地契、账据，然后将其处决。群众人人拍手称快，个个扬眉吐气。

游击队在川鄂边处决了余贵相、聂清玉两个土豪后，过去作恶多端的地主、团阀被吓得心神不安、纷纷外逃，也引起当地官府的密切注意。丰都县国民党政府派出二中队长赵义顺带队前来围剿，我们避实就虚，让他们扑了个空，扫兴而归。

鄂川边红军游击队开展打富济贫，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决定扩充壮大队伍，但扩充壮大队伍，需要有更多信得过、有觉悟的骨干。我带着几个人到利川小河、双庙子一带，与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景凯取得联系，把原红军留在那里养伤病的红军战士带回游击队，充实到队伍中去。游击队以七曜山为根据地，凭借敌人防范不过界的薄弱“结合部”，在湖北境内躲开四川的敌人，在四川境内躲开湖北的敌人，神出鬼没地游击于石（柱）利（川）边境广大地区，沉重打击土豪劣绅，扩大革命影响力。一批青年积极加入到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500余人，拥有各种枪支100条。

在打游击的过程中，我们决定进一步扩大队伍，先后派人与其他游击队和一些反政府的组织取得联系，表示只要他们愿意合伙，接受我们的统一领导，就可以扩充进来。在四川军阀部队里，有一个叫王德才的人因与上司不和受到排挤，带领一连的兵力上山当土匪。他的上司派出队伍追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主动向我们靠拢，要求得到支持。我们给他交待纪律：需要接受统一管理，就能进入我们的游击区。随后，我们派进去了干部，将其吸收成我们的一个队。后来，又有三支游击队伍上山与我们汇合，我们的队伍人员超过2000人。于是，我们在湖北文斗的三湾箐合编成7个大队，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鄂川边游击总队”，打出总队和各大队的旗帜，朱清武任总队长，我任总队政委，向天阳任总队书记官，各大队有正副大队长和政委，大队下面有中队。

1934年5月下旬，鄂川边游击总队离开利川，进入石柱、丰都境内，以大队为单位在金铃坝、香水坝、新场、水田坝、栗子坝、太平槽等两百华里的地带，广泛开展打富济贫活动，到处书写“打富济贫”“打倒烂团烂阀”“杀尽土豪劣绅”等标语口号，发动群众，宣传政策，并先后打了李明节、余先杰、田应才等十几个大财主，把没收的钱粮分给群众。

6月13日，我率总队人马挥戈东进，准备拔掉地处鄂川边七曜山梁上的两颗钉子：一个是乡长张世华的团防，驻守在太平槽要道口三圣宫；另一个是收租100余石的大绅杨胜良的团防，驻守在川鄂必经之路的竹子营。队伍在金铃坝集中后，我作了动员讲话，交待了纪律，宣布了任务。入夜，部队分两路，分别由我和朱清武各带一路出发，向目的地进发。两路军经过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在太平槽汇合，然后神速包围了团防住地三圣宫。但游击队打进屋后，发现室内无人，扑了个空，于是马上奔赴竹子营攻打杨胜良家。游击队打进杨胜良家里，撬开地窖，缴获步枪18支、子弹600余发、马尾弹50枚，还缴获了马匹、衣物等。

晚上，部队在一个峡谷地，分别住在几个院子休息。第二天天未亮，周围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七大队长王德才和他的通讯员投敌叛变，将袭击张世华的消息传出。张世华将团丁藏到山上，又火速通报县政府，从邻近的石家、悦来、黄水等地调来团防，加上杨胜良的团丁，共有1000余人，凭着武器好的优越条件，向我们包抄而来。听到枪声，我立即指挥朱清武带三个主力大队抢占西山头，我率三个大队抢占东山头，特务队和七大队守院警戒。这时，敌人已占据有利地形，将我队围困于茂密的竹林夹沟中。队伍被分割成几段，一部分新队员未见过战火，匆忙逃跑，部分干部带头奋力还击，掩护大部分战士边打边撤，队伍伤亡很大。战斗进行了半天，我们仍处于重围之中，敌人还在不断增援。见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我当即命令特务队开路，突破敌人一道口子，冲出了险地。

这一仗，队伍损失五分之三，朱清武和几个大队长及部分干部不知去向，敌人又尾随追击。我带着200余人退入湖北利川境内，把余部带到利川小河与文斗交界的马鹿池老房子住下。随后，因被混进队伍的团丁出卖，我们再遭敌人包围。激战中，我头部受伤。过了两三天，朱清武带着他突围出来的100余人找到我。这时我想到我受伤不能指挥，朱清武年近六旬，指挥无方，只有特务队长黄明山年轻有勇，但又无谋，不能主持全面工作，只好把部队撤到双庙子李景凯的附近驻扎。为了减少敌人的注视，我把部队改名为“利川县游击队”。

后来，我率部队找到鄂川边红军独立团，在龙乡台与他们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