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工农红军第56师组建地——胡家大湾

平民革命军反击敌人“围剿”之地——楠木垭

●向超

（上接2351期）

第一次被捕

共产军成立后，以七曜山为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富济贫、除暴安良，声威很高，队伍不断扩大。尤其是收编了鲁崇龙和刘安帮、刘国辉、袁海清、范海等农民武装和土匪武装后，队伍已扩展到1000余人。见队伍扩大，秦伯卿写信给中共四川省行委和下川东特委，要求增派政工干部，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于是，冯继希、廖时敏、吴季侠等共产党员先后受命到共产军工作。

1930年11月3日，共产军在西界沱胡家大湾整编为四川工农红军第56师，由秦伯卿任司令、吴逸僧任政委、潘元凯任参谋长。第56师下设三路军，每路设政委、正副司令；每路下辖三个大队，设正副大队长；每大队设三个中队。整编后，吴逸僧、严振等人极度不信任从军阀、团防和土匪队伍中脱离出来参加革命的战士，认为他们造成了共产军的不纯，尤其不满鲁崇龙、刘安帮、刘国辉等人担任了要职。一天，吴逸僧不经与司令商议，派兼任警卫营长的熊明炳将鲁崇龙杀害，又逼走刘国辉、刘安帮等人。秦伯卿反对吴逸僧的做法，因而两人意见分歧很大。

秦伯卿为了防止吴逸僧等人一错再错，给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失，派人将他们监视起来。吴逸僧、严振遂带金玉凡、熊明炳、李淑召等十几名政工人员脱离部队，另起炉灶，组织武装打游击。期间，西沱党支部书记任正炳暴露，不幸在忠县被捕，虽遭严刑拷问，仍保持了革命气节，未供出半点秘密。后因证据不足，无法定罪，任正炳由忠县东区中学校长陈明仁出面担保出狱，但仍被特务暗中监视。迫不得已，任正炳弄到一张名为黄玉清的文凭，又设下一个过长江翻船落水被淹死的现场，出逃到北平坚持革命斗争。

熊明炳接任西沱党支部书记后，准备建立游击队。1931年2月18日，已叛变的李淑召带领万县特务便衣前往西沱，约熊明炳到金家湾接受工作汇报。不知其已叛变的熊明炳毫无防备，当即被捕。

熊明炳被捕后，被关押在万县。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都守口如瓶，只回答“不知道”。敌人追问他：“为什么带团防武装投奔秦伯卿？”他辩道：“谭楹安与秦伯卿是至亲关系，两人是亲血表兄弟。我跟谭楹安是亲戚关系，又住在一条街上，受他委托，去策反秦伯卿的队伍。这不，我就带人出来了吗？敌人一想也是，也逐渐放松了对他的严刑拷问。

关押熊明炳的牢里，有一个“棒客”（即土匪），自称能“飞檐走壁”。这人活动能力强，用钱买通看守从外面送进一把钢凿子。当时牢房多是土墙建筑，凿子能轻易把墙凿穿。于是，熊明炳把同牢的人组织起来，白天睡觉，晚上分成几个组，轮流凿墙，互相掩护，仅两个夜晚就把五尺厚的墙凿了一个大洞，所有人员趁着夜色成功越狱。

成功越狱后的熊明炳，跑到金家湾一个叫金玉传的亲戚家躲避、养伤。一个月后，他的伤基本痊愈。

出任“典狱长”

万县越狱后，当局对熊明炳等人发出了悬赏通缉：凡抓住一个，赏大洋1000块，提供线索的最少也是300块起价。

躲在金家的熊明炳，整天提心吊胆。思来想去，他决定去云阳县投奔叔伯熊福田。

熊福田，原名熊德树，号兰陔，1889年8月出生西沱镇，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石柱军政府典狱官，同年去日本留学。1915年7月，熊福田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回国后，他曾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四川高等审判厅一庭庭长、成都地方检察长。1925年，他到重庆从事律师工作。1928年秋，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等20多人被重庆卫戍司令部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当时的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亲自过问此案，意图要将这些共产党人置之于死地。危难之际，熊福田挺身而出，不顾自身安危，为这一案件担任辩护律师。法庭上，熊福田雄辩滔滔、义正辞严。最后，该案以无一人牺牲告终，粉碎了控方打算将本案被告人全部处以极刑的图谋，保护了四川党组织的有生力量。为表达对熊福田的由衷感谢，中共四川省委特别打造一块银盾赠予他，以彰其义行。

1932年4月的一天，熊明炳身穿蓝色长衫，手提藤包，像个有钱人家的青年，颇有风度地走进云阳县政府传达室。传达员问：“找何人？”熊明炳报：“我是你们县长的亲人，去武汉路过，见见他。”传达员道：“等等，我去报知。”不一会，传达员出来回话：“请进！”熊明炳遂向县长办公室走去。熊福田一见是熊明炳，心中一惊道：“你胆儿好大呀！”熊明炳的来意，熊福田心里自然明白，立即对他说：“不许出门。你入狱当典狱长，从今天起，叫刘地才。”从此，熊明炳改名换姓叫刘地才。

熊明炳做了典狱长后，深入简出，以此身份进出监狱，常与被关押人接近。他了解到，他们大多数人因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但其中也有政治犯，如地下党党员赵禹、谭瑞生等人。熊明炳计划救出这些人，于是到叔伯那里打听其意图：“被关押的那些人大多数是饿殍，因为‘闹粮’被关进来的，不如……”见熊明炳这样说，熊福田立即对他说道：“你的责任，滚！”响鼓不用重锤。斗争经验丰富的熊明炳明白叔伯的“滚”就是暗示他放人。没过几天，熊福田向上峰请假，说家里有要事，要请事假三天，处理完即归。熊福田乘船随长江而上，回到西界沱。谁知头天刚进屋，次日传达文书便送达。何事？原来是云阳监狱人犯全部越狱，典狱长刘地才也不知去向。

熊福田立即乘船回到云阳县察看，只见监狱里零乱不堪、一人未留。为掩盖内情，他立即写报告，以用人不当为由请辞，愿接受处分。当局认为，熊福田上任不久，治县有方，群众口碑好，一时失职，情有可原。况且，官员失职，又何止云阳县？加上他大儿子是蒋介石的医官，请辞最终未获批准。之后，此事不了了之。 

回乡再被捕

释放人犯离开云阳后，熊明炳知道给叔伯仕途造成不可弥补的影响，说不一定还有牢狱之灾。叔伯能度过难关吗？他本人的路去往何方？石柱县本地不行，云阳这里更不行。思前想后，唯独只有去忠县后乡，因他曾在那去做过地下工作。于是，他仍以刘地才之名，去了忠县后乡。

在群众陶东阳家门口，他首先自报大名：“刘地才前来看望您。您还好吗？”陶东阳一见是熊明炳，疑惑地问：“你，你……”熊明炳使个眼色：“刘地才嘛”。“啊，啊……”陶东阳明白了，点点头。从此，熊明炳又以陶家为据点，开始做起发动群众的地下工作，很快培养了几个骨干。

是年6月16日晚，熊明炳正和几个骨干开会时，突遭民团武装包围。熊明炳沉着应对，大声喊：“你们快跑，我来对付！”“你快跑！”陶东阳说：“别管，你空手用什么对抗？快跑！”熊明炳挥舞着从云阳监狱带出的一把手枪，向民团团丁喊道：“民团兄弟们，你我都是穷人出生，自己要吃饭，就得要革命，争自由、民主，别为那些有钱人卖命。我刘地才不怕死，才来叫大家组织起……”民团队长牟世平对团丁吆喝道：“别听他们的，给我上。打！”顿时枪声大作。熊明炳一边还击一边大喊：“老子在这里！”由于天黑路不熟，再加之子弹也被打光，熊明炳最后还是被民团俘捉。

牟世平审问熊明炳：“你叫刘地才？”“对！我叫刘地才。”牟世平一脸冷笑：“胡编。你是熊明炳！”熊明炳大声道：“你要把我咋样？”“不怎么样。你叫刘地才，是我要发财了吗？送你去忠县政府，让县长赏我千块大洋！”“那好，只要你放我走，我加一倍怎么样？”牟世平心中想挣大钱，但又不敢立即答应，便回答：“让我想一想……”“哈哈！”熊明炳大声道：“你敢捉我刘地才，确有大钱不敢接，真是个胆小鬼！”

因民团内有人向上面报告捉到了“共匪”头目熊明炳，牟世平只好将熊明炳押交忠县国民党政府。

敌人为得到地下党的最新情况，对熊明炳软硬兼施，要他供出同伙。熊明炳自己心里明白：这回被捉是凶多吉少了，仅在云阳释放犯人一事，他已是“吃不完兜着走”了。他下定决心，与敌人斗争到底。敌人只要一审他，他就是三个字：“不知道”。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敌人只好将其继续收监。

忠县县长范绍淹邀功心切，想早点审结此案，又设堂审问熊明炳，并提上了刑具，要熊明炳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共党”尝尝受刑的味道。审讯开始，范绍淹就凶神恶煞的问道：“你叫刘地才吗？”“我叫刘地才！”“撒谎！”范绍淹转过脸，问从西界沱街上找来的证人谭某某：“他叫刘地才吗？”“回大人，他是熊明炳，不姓刘。”范绍淹又把脸转向另一名证人王某某：“他叫什么？”“他叫熊明炳。”“你就是熊明炳，西界沱乱党头目，平民土匪军营长，对吗？你还有什么话说？”熊明炳回答：“有！”他挺胸说道：“姓什么并不重要。信仰什么才重要，我信马克思主义！我就是熊明炳，石柱县西界沱人！”他把审讯堂变成宣讲台，大肆揭露当局加派军饷、粮款，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罪行。”无计可施的范绍淹只好下令：“拉下去！”熊明炳遂被架回监牢。

血洒长江边

熊明炳经过一次次的严刑折磨，已遍体鳞伤、气息奄奄，但仍坚韧不屈、乐观向上。他在牢里不时高唱起当时大革命歌曲《万紫千红》：

农夫起来了，

工人起来了，

军士莫迟延。

现在桃花正开，

李花也正开，

万紫千红一齐开。

黑暗，你快滚开，

让我们涌出来，

涌出来。

涌出一个光明的，

美丽的新世界

……

熊明炳入狱后，西沱党支部和熊智仁等亲人救人心切，准备劫牢。他们把枪等武器运进熊家在忠县城开设的“熊氏药房”，找机会下手。后不慎暴露，他们也受到监视。

因为有谭某某、王某某等人的证实，熊明炳的身份完全暴露。范绍淹欲斩草除根，以“共匪首犯、喋血地方、杀绅扰民”等罪，判熊明炳死刑。

1932年8月12日深夜，年仅26岁的熊明炳在忠县长江边被秘密杀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