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柱县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示意图
石柱县红军游击队和鄂川边红军独立团会师地——大地坪现貌
竹子营战斗遗址朱家院遗址
朱家院遗址
沈章明
（上接第2172期）
三、发展壮大
为了壮大石柱县红军游击队，加强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力量，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傅忠海及时召回司号员杨峻山以及留在利川小河、双庙子一带养伤的红三军战士何成林、高尚孝、曾昭辉、李遂生、傅之成等，加之当地一些青年农民随之响应，积极参军，石柱县红军游击队迅速发展到500余人，拥有枪械100多支。其间，四川军阀刘湘部陈兰亭师的一名下级军官王德才因受上司排挤，趁奉调到川陕边“围剿”红军之机，率队脱离国民党军队，加入了石柱县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将这支武装收编为一个中队，并派干部去负责政治工作，使红军游击队增加了100多人枪，队伍得以壮大。石柱县红军游击队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建立了以金铃坝为中心，覆盖土溪河、甑子坝、金铃坝、香水坝、水田坝、栗子坝、新场、太平槽等地方圆300多平方公里的川鄂边革命根据地。与时驻石柱县城的国民党何甫之团以及驻沙子关的李宗煌团形成对抗，牵制并消灭敌人，有效地打乱了四川军阀刘湘进攻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部署。
大地坪会师
1934年3月底，活动在湖北利川的鄂川边红军独立团（以下简称红军独立团），在鄂军的凶猛围剿下，进入了石柱县金铃坝一带，并与石柱县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红军独立团团长刘汉卿，政委花顺涛前往崇岩与傅忠海、朱清武商定，两支队伍在大地坪会师。会师后，宣布将石柱县红军游击队更名“鄂川边红军游击队”。两支兄弟部队举行了联欢大会，傅忠海与朱清武代表石柱县红军游击队向红军独立团赠送了肥猪、粮食等物资，红军独立团回赠给游击队6支步枪，100多发子弹。之后，两支兄弟部队互相配合，联合行动，先后活捉了“清乡”大队长李明节的侦探陈大灯和土豪冯仁金等人，并召开群众大会揭露罪行，严惩罪恶，当众销毁了契约、借据等，将没收的粮、物分给贫苦农民。百姓们高兴地唱起了山歌：
五更天亮喜讯来，红军上山打土豪；
又分粮来又分财，穷人从此站起来……
4月3日，红军独立团见追剿他们的鄂军薛芝轩团撤离鄂川边境，为保卫红三军设在利川黄龙洞的后方医院，立即决定回师湖北利川，傅忠海派第二中队的唐光彩分队30余名战士护送。队伍从大地坪出发，经过一天急行军，进入利川县境，当晚宿营七曜山上的麂子寨。就在独立团登寨之时，当地反动地主联保主任徐盖卿便飞速向刚从鄂川边撤离的鄂军薛芝轩报密。薛芝轩带领600多人，连夜赶到麂子寨，妄图趁红军独立团立足未稳，一举消灭。4日拂晓，薛芝轩指挥队伍向麂子寨发起进攻。红军战士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组织群众转移，在寨门前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由于敌人炮火猛烈，加之敌众我寡，子弹缺乏，红军独立团渐渐不支，10多名战士先后伤亡。
紧急关头，受命护送红军独立团的红军游击小分队，临危不惧，主动承担起掩护红军独立团突围的重任。分队长唐先彩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英勇阻击，牵制了敌人的大部分火力，使红军独立团迅速突围转移到了柏杨塘。石柱籍战士彭远善、姚光宗、秦文友、秦文碧、李永堂负伤，弹尽被俘，后被敌人杀害于利川老屋基。
红军游击队扩编
1934年4月14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川县十字路，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字路会议，做出了《关于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决议》，决议指出：“鄂川边游击战争发展形势的过程，已由‘神兵’斗争的形势，走到参加红军的形势……。要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农民暴动，扩大到石柱、利川、咸丰、黔江、宣恩等周围。”为贯彻落实十字路会议精神，贺龙指示傅忠海，以鄂川边红军游击队为主，把在鄂川边的几支小游击队和几个反政府武装集中起来，组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红军队伍。傅忠海、朱清武根据贺龙的指示，联络利川的王怀廷、牟来松、张大善等几支小游击队和反政府武装，先后汇集到三湾箐。5月中旬，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鄂川边游击总队”（以下简称红军游击总队），朱清武任总队长，傅忠海任总政委，向天阳任书记官。红军游击总队下编7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每个大队设3个中队。除第七大队由投奔红军的王德才任大队长，另派政委外，其余各游击队均进行了改编，分别由牟来松、王怀廷、张天凤、张大善、冉崇品、傅之成、董成清、曾照辉、刘国廷、王国宝、黎永田、余少清、冉必成、聂国凡、向天阳（兼）、何成林、李遂生、谭友鸾、莫绍轩、黄明山、高尚孝等人任正副大队长和政委。红军游击总队的成立，标志着红军在鄂川边这片土地上，根扎得更深了，队伍更壮大了，达到1000余人、400多条枪支。
为了加强党对红军游击总队的领导，傅忠海和7个大队政委，加快党员的发展工作。首先是发展了一批正副大队长和中队长入党，接着是吸入了一部分骨干战士入党。仅一个月时间，就发展党员120多名。红军游击总队建立了党总支部，并把支部建立在大队上，7个大队和特务队以及总队部分别建立了党支部。由于党建工作抓得及时，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5月下旬，红军游击总队以大队为单位，在石柱县金铃坝、香水坝、水田坝、栗子坝、新场、太平槽一带广泛开展打富济贫和发动群众工作。6月上旬，红军游击总队在新场关庙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法》，提出“没收官绅土地，分给穷人耕种”；并先后惩治了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李明节、李长安、余先节、袁爵升、秦光发、张现科、何光坤等40余人。缴获长短枪40余支，子弹2000多发、马尾弹100余枚，大洋3500余块，粮食20多万斤以及骡马、绸缎等大量物资，除留少数作军饷外，大部分都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
白手起家武装队伍
红军游击总队成立后，武器装备很差，除少数枪支外，很多战士只有大刀、长矛、斧头等，由于对敌战斗的日益频繁和残酷，更新和补充武器弹药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红军游击总队号召全体官兵献计献策，群策群力解决武器的难题。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夺。发动战士英勇作战，千方百计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仅一次攻打利川小河的一个保安队，就夺得步枪11支，手枪1支，子弹200余发。二是借。川鄂交界的山区土匪多，一般的地主家都有枪支。红军游击总队向没有民愤，主动向红军游击总队靠拢的一般中小地主借枪，并立下借据，很快借到几十支枪。三是献，为了献枪，战士们积极想办法。如书记官向天阳，利用其父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声誉，向素有交往的地主王大珍借了300块大洋，之后觉得少了点，又做通妹夫马凤明的工作，向当地财主刘祖仲“巧借”300块大洋，交给红军游击总队，购回一批枪弹。四是买。通过打恶霸地主，打盐卡，打保安团缴获的大洋、烟土等用来买枪。五是造。发动战士自己动手，制造武器，先后造出了土枪、土炮、土手榴弹等。
通过夺、借、献、买、造等办法，红军游击总队很快弄到300多支枪。加上原有的枪支和自制武器，大大增强了红军游击总队的作战能力。同时，红军游击总队还制作了军旗军号，创办了红军学校和红军医院，开始向正规化迈进，主动出击，歼灭敌人，进行了黑岩角等数十次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挫败了地主武装的威风。
竹子营突围战
为了打通川鄂边的通道，红军游击总队决定拔掉湖镇乡以张仕华为首的团防大队和冷水竹子营以杨盛梁为首的地主团防武装这两颗钉子。这两支武装，配合国民党川军协防川鄂边的必经要道，若不拔掉，不利于红军游击总队进出川鄂两省活动。1934年6月12日晚，红军游击总队集中兵力，在金铃坝布置战斗任务，由傅忠海和朱清武各率一路，经过一夜急行军，次日拂晓，红军游击总队包围了湖镇乡张仕华团防大队驻地太平槽三圣宫，准备一举拔掉这颗川鄂边上的钉子。因叛徒王德才向张仕华告密而使红军游击总队这一行动计划落空，没有拔掉这颗钉子。红军游击队立即奔袭竹子营，攻下团防武装头子杨盛梁家宅，缴获步枪18支，子弹600多发，马尾弹50余枚以及马匹、衣物、钱粮等大量物资。
竹子营杨家大院地处两山对峙的山谷中，周围是茂密的竹林。由于红军游击总队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已是疲劳之极，因而决定在此宿营。而撤到山上躲藏的张仕华，已于当时清晨派人飞骑密报国民党石柱县政府，石柱县政府急派县保安大队以及石家、悦来、黄水、鱼池等地团防武装1000多人，连夜赶到竹子营，并抢先占据两山有利地形。
6月14日拂晓，敌人从四面居高临下向竹子营发起疯狂进攻，枪炮声惊醒了沉睡的红军游击总队指战员，情急之下，傅忠海和朱清武决定各带3个大队强攻东西两个山头，又令特务队和七大队负责掩护。由于红军游击总队中新战士多，又没有经过必要的军事训练，更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实战，听到枪炮声就惊慌失措，红军游击总队一时指挥失控。加之处于不利地形，几次突围均未成功。危急时刻，总队书记官兼六大队政委向天阳挺身而出，高喊：“党员、干部跟我上！”，迅速将各大队得力干部组成“敢死队”，与特务队长黄明山所率领的特务队在前面拼死突围。经过激烈的拼杀，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使队伍冲了出去。随后，“敢死队”又担当起掩护阻击敌人追击的重任，总队书记官向天阳，大队长牟来松、张大善、大队政委何成林、高尚孝等10余人，为了阻击牵制追敌，战斗到弹尽，被围困在竹林内，他们毁坏枪支，宁死不屈，被俘后解送到石柱县城惨遭杀害。
在竹子营突围激战中，司号员杨峻山腮帮子被弹片炸穿，当傅忠海要他吹号，调一、二、三大队立即撤出阵地时，因腮帮漏气，怎么也吹不响，情急之下，他叫人拿来一条毛巾死死堵住伤口，终于吹响了调动号令，使大部队在敢死队开路牵制下，脱离险境，保存了革命力量。
当日，张仕华、杨盛梁等一伙反动暴徒，在太平槽召开“齐团”大会，当场将被俘的红军游击总队战士谭友凤等3人杀害。随后，张仕华、杨盛梁、李明节等反动团首带着1000多人，前往金铃坝、土溪河一带进行“梳篦式清乡”、“拉网式搜捕”，他们见房子就烧，见财物就抢，见负伤掉队的红军游击总队队员就杀。他们烧毁了朱家院、向家院、吴家院等院落的民房64间，敌人不仅焚烧了红军游击总队总队长朱清武的家，还四处搜捕其家小，将朱清武年仅12岁的孙子朱正宽抓来使用酷刑。并将红军游击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董成清、副大队长黎永川等100余名负伤掉队的红军游击总队指战员残酷杀害。
6月15日，从竹子营突围出来的傅忠海，带领100余名战士夜宿利川马鹿池老房子，因叛徒何怀林、何保林告密，马鹿池联保主任徐盖卿率团防武装连夜包围了老房子。次日凌晨，徐盖卿指挥团防武装向红军游击总队发起进攻。睡梦中惊醒的红军游击总队战士奋力还击，几次突围都被密集枪弹顶了回来。中队长张大贤和司务长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傅忠海在指挥还击中头部负重伤。危机时刻，第二大队政委曾昭辉组织战士奋力突出重围，护送傅忠海转移至严家堰，与先期赶到的朱清武成功会合，此时，红军游击总队仅剩300余人。
与红军独立团合并
竹子营突围后，傅忠海、朱清武带领部队进入群众基础较好的利川县双庙子一带休整，积极开展部队扩军工作。同时，积极联系中共鄂川边工委和红军独立团。6月20日，傅忠海、朱清武得悉红军独立团正在龙乡台谢家湾与国民党鄂军新三旅薛芝轩激战，立即率队前往增援，敌人腹背受创，惨败而逃。红军游击总队与红军独立团在龙乡台胜利会师，并找到了鄂川边工委领导。傅忠海强忍着头部的伤痛，向工委领导汇报了红军游击总队的人数、枪支、干部和竹子营遇袭等情况，并建议将红军游击总队与红军独立团合并。工委采纳了傅忠海的建议，将红军游击总队编为红军独立团第七大队，朱清武任大队长，傅忠海任政委。6月22日，红军独立团开往大沙溪休整，团长兼“肃反”委员会负责人刘汉聊，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极深，在红军独立团内大搞“肃反”扩大化，刘汉聊认为第七大队的领导多数属“神兵”改造而来，思想素质差，严重不纯，他不经请示中共鄂川边工委讨论决定，擅自将第七大队大队长朱清武及一批干部和骨干战士抓捕，进行“肃反”审查。刘汉聊的突然行动，导致第七大队全体战士强烈不满，持枪结队到团部要人，要求“放出朱大队长”。刘汉卿见事情闹大，只好请正在养伤的傅忠海出面说服战士。傅忠海见事态严重，强忍对刘汉卿“肃反”扩大化做法的不满，坐在担架上，一边给第七大队战士做解释工作，一边要求刘汉卿立马放人，才平息了事态。
6月26日，刘汉卿以紧急集合之名，命令第二大队缴了第七大队所有战士的武器，以“谋反”罪名再次将朱清武、黄明山、冉崇品、刘国廷、蒋跃龙、蒋跃坛、秦化成等人捆绑，宣布立即处以极刑。朱清武要求临死前见傅忠海一面，未得到刘汉卿允许。除特务队长黄明山奋力挣脱捆绑逃脱外，其余被捕人员均遭杀害，临刑前，朱清武老泪纵横，连喊：“用刀砍，用刀砍，子弹留着打敌人。”这位杰出的石柱农民革命领袖，石柱县红军游击队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就这样被“左”倾错误路线所杀害。几天后，在大村养伤的傅忠海得知朱清被杀害，气得五雷轰顶，当场伤口崩裂，晕倒过去，醒来后泪流满面，心如刀绞。之后，中共鄂川边工委召开会议，及时制止了刘汉卿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行为，为朱清武等被错杀的同志平反昭雪，并决定由傅忠海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红军独立团第一、第七两个主力大队政委，立即释放被关押的30多名干部、战士。从此，红军独立团内部“肃反”基本终止。随后，红军独立团在石柱、利川、咸丰等地开展游击战，取得了打击反动武装和土豪劣绅的一系列胜利。1935年2月，红军独立团在湖南桑植与主力红军会师后，又转战于桑植、永顺、大庸等县。后被编为红二军团五师十三团，于11月19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四、重要贡献
石柱县红军游击队及其扩编后的红军游击总队，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纵横巴山蜀水，威震川鄂边区。自1934年3月初创建，到1935年6月与红军独立团合并，在石柱境内坚持武装斗争1年3个多月。通过土地革命、打击恶霸地主，广泛宣传发动，号召贫苦农民参军，从而壮大了红军队伍，建立了以金铃坝为中心，覆盖川鄂边方圆300多平方公里、所辖人口数万人的革命根据地。通过夺枪、借枪、献枪、买枪、造枪，迅速把队伍武装起来，积极开展游击战。通过打地主豪绅，开仓放粮，分发浮财，销毁地契，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通过培养教育，发展了一大批党员，造就了一批干部，成为红军队伍的中坚力量。通过武装斗争，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川军何甫之团、李宗煌团、鄂军新三旅和地方团防武装，为实现赤化川鄂边，扩大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完）
（本版图片均由梁德风拍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