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测血糖

● 汪万英

今年春节,得知我要回家去,耄耋之年的父母早早守候在四楼的窗户前,盯着通往院坝的路口。见到我,父母高兴地向我挥手致意,我有些吃力地爬上楼,父亲拿出爆米花、炒胡豆等“干盘”让我吃,母亲招呼我坐到沙发上烤火。

母亲说:“今年春节来给他们拜年的比哪一年都齐整。”我大姑的儿女们来了,二叔、幺叔的孩子们来了,大舅、二舅的孩子们来了,幺舅一家人也来了,柄表叔和发林表叔的女儿来了……“我们老了,煮的饭也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大多来了饭也没吃就走了。”母亲絮絮叨叨,有些欣慰也有些遗憾和愧疚。

“你弟弟和弟媳回来了几天,弟弟他们天天给我洗脚、按摩,给我们煮饭。但他们要上班,昨天已经回重庆了。你哥哥姐姐看样子今年是不回来了。”母亲说着,脸上洋溢着幸福,也露出有些惆怅。“孩子们各有各的事,你要多理解。”父亲劝慰道。

我最近忙于采访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白天上门采访,晚上回来整理录音、视频,逐字逐句地听。他们都是九十岁左右的高龄,听力、记忆力和表达能力都有所欠缺,常常说的都是只言片语或某个片段,含混不清,我反反复复地听,一句一句打出来,再到网上或书上查阅资料,反复核对,累得精疲力尽。经常忙到晚上12点,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才烧水洗脸洗脚休息。

但躺在床上,我却睡意全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是何等的悲壮,历历在目,如身临其境。我时常泪流满面,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坐在母亲身边,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眼睛艰涩难睁。“妈妈,我想睡一会儿。”我呢喃着,仰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母亲吃力地站起来,拿来一床棉絮片,轻轻盖在我身上。当我从香甜的梦中醒来,见母亲在旁边慈祥地看着我,父亲坐在窗户边远远望着我,如端详他们入睡的婴儿。

父亲要给我削水果,我说最近不能吃甜食。父母同时紧张地问:“你也血糖高了?”我忙摆手说没有,只是糖吃多了身体有不适的症状。“你测一下血糖吧。”母亲柔声说,我点点头。父亲赶紧说,他来给我测血糖。

父亲让我用热水洗手擦干后坐到沙发上。他起身从抽屉里拿出平时给母亲测血糖的一个大盒子,熟练地从里面拿出酒精棉片、血糖仪、采血针、血糖试纸等。父亲将血糖试纸准确地插入血糖仪,听到“嘀”声后,让我伸出左手,用消毒棉片将我的中指指腹消毒后,轻松扭断采血针头部的覆盖物,露出雪亮的针尖,快速刺入指腹的皮肤。我紧张地咬紧牙关、屏住呼吸,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教父亲测血糖时,被采血针扎得好痛!谁知父亲这次扎针却似清风拂过,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挤出第一滴血,父亲用酒精棉片擦去,我再挤出些许,父亲用血糖仪吸取,叫我用酒精棉片按压伤口。几秒后,血糖仪上读出血糖数值5.6,“不高不高,很正常。”父亲高兴地对我说。“不高就好,不高就好。”母亲也长长松了一口气。

自前年母亲测出高血糖,每天要按时服用降糖药,每隔几天要测血糖进行监测。去医院太不方便,先生就从网上购买了测血糖的全套工具,教父亲学测血糖。为了让父亲掌握刺入的合适深度,我让父亲在我手上扎针试验。第一次扎针,父亲双手有些颤抖,针也刺得很深,疼得我龇牙咧嘴。试验几次后,父亲开始给母亲扎针,动作有些笨拙,却格外小心。没想到,一年多过去了,父亲扎针的水平竟胜似专业护士,轻柔精准无痛。

我下楼穿过院坝走出巷道,走上公路边人行道很远,蓦然回首,见父母如往常一样直立窗前,目光追着我的脚步。我挥挥手,父母也挥挥手。我不知道父母是否也和我一样,泪水模糊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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