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界沱“和成字号”遗址 

（上接第2100期）

四、“清乡”与游击队反“清乡”

丰都县江池乡乡民代表主席郎爵昌是个反共老手，自敌人在游击区内大规模“清乡”以来，其反共气焰越发嚣张，狂叫“要在20天内根绝共党”。石柱县特支指示丰石边区区委，立即除掉郎爵昌，清除江池地区这一反“清乡”斗争中的障碍。经过认真研究，丰石边游击大队决定，将其诛除。丰石边游击大队得知郎爵昌要到亲戚家吃散灵酒的消息后，连夜作了周密安排。

1949年2月27日上午9时许，晒垫河上空升起一股浓烟，这是游击队员郎裕饶发出的暗号，表明“毒蛇”已经出洞。不一会儿，守候在山上的游击队员杜德海，向埋伏在金竹湾的游击队员孙晓波等人，发出了“准备伏击”的暗号。接着，郎爵昌在几名家丁的护卫下出现在金竹湾。待郎爵昌进入伏击圈后，余大河率先开枪击中其右臂，郎爵昌应声倒地。几名家丁听见枪声后四散奔逃，郎爵昌正欲起身逃命，被余大河、秦光谦等人开枪击毙。

游击大队处决郎爵昌后，丰石边区区委派游击队员杜宗银、孙相传，去做郎爵昌之子郎裕仁的思想工作。在叔父郎金昌的帮助下，郎裕仁表示不计杀父之仇，要求参加革命，并立即交出15支步枪、1支冲锋枪、3支手枪和数百发子弹。后经石柱县特支批准，郎裕仁被安排到利川县长顺乡协助开展工作。

郎爵昌被处决，当地豪绅恶霸、乡保人员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丰都大月坝原团练局长郎瑞丰之子郎述尧和江池乡长施文学，赶紧托人向地下党求情，表示只要游击队不杀他们，愿“效犬马之劳”。五龙的孙海平不敢再当乡长，换干事谭家太任乡长，谭不敢贸然上任，经地下党组织同意后，才敢接任乡长之职。崇实九保保长牟代玉，眼见地下党的势力一天天壮大起来，心里非常害怕，办起酒席请人给地下党负责人求情，对党组织提出的保护群众、掩护组织、枪支听从游击队调动、不拉丁派款等4条要求，一一答应照办。不久，牟把枪支全部交给了游击队。

由于反“清乡”斗争的节节胜利，群众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组织起来向豪绅地主、乡保人员，展开了反勒索、退赃物的斗争。“清乡”期间，五龙、崇实有几名保长，勒索游击队员家属7人，敲诈稻谷16石。他们害怕游击队找其算账，便主动向群众赔礼道歉，将勒索的粮食如数退还。丰都县五龙乡二保保长杜煦照，也借“清乡”之机，勒索了群众2户共5石谷子，在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勒令其退还时，被杜拒绝。见杜执迷不悟，党组织就此事还编了一首痛斥杜的《啰儿调》山歌在群众中广为传唱。杜煦照一家人羞愧难言，无地自容，终于将5石谷子全部退还群众。崇实七保保长戴国绪，始终不愿退还敲诈勒索的赃物，丰石边区区委指示五龙游击中队长余宗堂，带领20多名队员押送着戴国绪，挨家挨户把赃物退还给了群众。

反勒索、追赃物的斗争，震慑了国民党乡保政权，一些曾经作恶一方的乡保长，见势不对，纷纷卸职。党组织趁机派人接任了乡保长职务，将部分乡保政权牢牢掌握在党组织手中。

忠丰石三县联防主任谭少封的忠实走狗傅华清，经常刺探地下党的情报，提供给谭少封。丰石边区区委决定处决傅华清，拔掉榨坪坝的这颗“毒牙”。2月的一天，区委得知傅华清已回家，遂派游击中队长向明龙，带马培勤、孙洪万、冉泽普、陈正江等10多名队员，前往榨坪坝将傅华清抓获，后将其处决。4月23日下午4时，反共老手牟鑫斋的侦探郎吉山，突然闯进三星大麦地周万荣家。在周家栽秧的游击队员们立即将其扣押。在游击队员的审问下，做贼心虚的郎吉山承认了为牟鑫斋刺探情况的事实。经石南区委同意，敌探郎吉山被就地处决。

1949年2月，石柱县长程友民弃官出走，肖俊继任石柱县长后，一上任即摆出“剿灭”地下党的架势，任命袍哥大爷秦抟九（即秦子荣）为洗新乡乡长，打算首先在洗新取得“剿共”成效。秦上任后，任命其胞弟秦志轩为掌握武装的乡队副，加紧从县城调运枪弹，扩充势力，准备大肆“清剿”共产党和游击队。

4月24日，栗新游击队负责人林吉安，向石南区委汇报了秦抟九的活动情况。区委立即作出决定，由栗新、洗新游击队担任主攻任务，在其他几支游击队的协助下攻打洗新乡公所，除掉秦抟九。26日晚，石南游击大队所属80多人在老场集中后，向洗新进发。次日拂晓，游击队包围了洗新乡公所，集中火力击毙了秦抟九和企图顽抗到底的秦光元、秦志轩。洗新大捷，缴获长短枪26支，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100枚，俘虏乡丁10余人，后经教育释放。

6月7日，新任县长肖俊亲率警察二中队及区、乡中队共200余人，开赴栗新大举“清乡”。栗新游击队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际，予其以重击。游击队负责人林吉安，随即召集骨干队员林永清、陈世安等人，研究了袭击梨子坪敌县警队驻地的方案。被派往县警察队驻地打探消息的游击队员马凤明回来报告情况后，栗新游击队随即静悄悄地向梨子坪进发。子夜时分，队伍抵达梨子坪，在浓雾中与敌展开激烈的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为避免损失，游击队借着夜幕掩护，迅速转移至深山密林中。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开始了残酷“清乡”，他们肆意焚毁民房、牵牛捉鸡、宰猪杀羊、毒打群众。包继良、林永清、马友明、陈世安、吴世安、吴胜满等人，相继被杀害，栗新人民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敌人也被游击队的攻击震慑住了。肖俊回到县衙后，再也不敢到栗新“清乡”。

国民党中统特务、“清乡”办事处主任杨义芳和他当保长的胞弟杨礼明，横行黎家坝，效忠国民党，是边区开展反“清乡”斗争的一块绊脚石。为除掉这个将会给石利万忠边区游击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的障碍，石利万忠边区区委决定：宰掉这两只“羊”（杨）。6月19日，杨义芳以袍哥大爷身份，在黎家坝举办“单刀会”。当晚，厨工廖庆元见诛杀二“羊”的时机成熟，用刀在案板上剁出事先约定的暗号。暗号传出，游击中队长江诗明，迅速令谭祥明持枪守住大门，亲率黎万福、谭祥发等二人，手持短枪，闯进杨义芳卧室。正在吸食吗啡的杨义芳还未来得及下床，即被击毙。紧接着，同样在吸吗啡的杨礼明亦被黎万福击毙。恶贯满盈的二“羊”被游击队处决后，吓坏了石利万忠边区的豪绅恶霸和反共顽劣，连中统特务王抱冰，也托人向边区游击队说情，并交出1支枪。

军民联合反“清乡”

国民党反动势力在川鄂边游击区开展有计划、有步骤、大规模的“清乡”活动，妄图将川鄂边游击队和地下党全部“肃清”。但其残酷的“清乡”暴行和血腥屠杀，并未吓倒游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亦未达到其消灭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目的。相反，川东南岸工委和石柱县特支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始终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最终取得了反“清乡”的胜利。

在反“清乡”斗争中，人民群众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进一步认识到要摆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必须团结起来与其展开殊死斗争。在敌人的残酷“清乡”中，牟代永、黄应文在紧要关头舍身冲向敌群夺机枪，使游击队顺利冲出敌包围圈。在帮助地下党游击队反“清乡” 中，李大妈雪中送炭冒死上山为游击队送干粮；丁大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智救游击队杜队长；马培珍急中生智，冒险救走游击队员；杨宗厚下苦力将购买的黄豆种制成干粮，深夜送给藏在山上的游击队；盲人朱昌成走乡串户传递消息，积极投入反“清乡”活动；群众杨宗福、谭忠富主动要求，将游击队伤病员留在自已家中护理；14岁的姑娘黄淑珍机智与敌周旋，顺利转移游击队的枪支弹药。像这样的鱼水深情，军民一家的生动故事，在川鄂边区游击根据地内，比比皆是。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保护、营救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为保存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有生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1948年4月,川鄂边游击陈冲坝中队，动员当地100多名妇女成立了姊妹会，陈冲坝党支部决定，由汪德英任会长，张廷珍、谭宁宜任副会长,秦从香、王顺诊、张廷香、杨照诊为委员。该会建立后，为游击队筹粮筹款，探听敌情，传递情报，送粮送款，送水送茶，掩护和护理伤病员等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

五、开仓济贫反“清乡”

1949年春，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地位，拼命筹饷征粮，搜刮民脂民膏，闹得物价飞涨，市井萧条，货币严重贬值。又值春荒，人民群众早就揭不开锅了。

鉴于群众生活极端困苦，石柱县特支指示各区委，组织力量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渡过春荒，进一步调动群众反“清乡”斗争的积极性。各区委认真执行县特支的指示，开仓济贫斗争很快在川鄂边区广泛开展起来。

4月初，丰石边游击大队集中兵力116人，组织群众350余人，组成1支460余人的队伍，攻打了丰都县太运保长秦仕汶在窝凼的住宅。游击大队长余大河指挥队员们，打开秦仕汶的粮仓，将9000多公斤包谷，全部分给了同来的群众，帮助他们渡过了春荒。

不久，丰石边区区委得知国民党丰都县国大代表江秉彝，在下路菜家坝存着7000多公斤大米，准备择日运往高镇。区委决定将这批粮食用于救济贫民。在区委的安排下，江池游击队负责人范超在长坡、江池等地组织了340名群众。游击队分队长范文正，带领10名武装队员和群众直驱菜家坝。负责在菜家坝守护粮食、思想进步的副保长马烂兹与游击队里应外合，将7000多公斤大米全部分发给群众并运走后，护仓的马烂兹才鸣枪报警。不久，敌人查获马烂兹是内应，以“通匪”罪名将其杀害。

游击队打下了许多有影响的豪绅大户后，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空前高涨起来。为此，各区委及时指示下辖游击武装，分散开展开仓济贫活动，使之遍地开花。在丰石边区，胡朝聘、余宗堂、马守兹、张谦祥等人，分别率游击分队，打开孙子君、曾元厚、熊润斋等8个富户的粮仓，将1.15万余公斤粮食分给了群众。在太运、崇实，秦枢廷、李志彦分别率游击分队，打开了秦子厚、谭美之等富豪的粮仓，将2.88万多公斤粮食分给了穷苦百姓。在三星、武平，游击队相继打开大地主王廷杰、唐片言的粮仓，把1万多公斤粮食分到群众手中。

此外，在一些偏僻地方没有大地主，各区委便采取向开明士绅和小地主借的办法，筹集了6250多公斤粮食，帮助当地群众渡过了春荒。

六、游击队战果辉煌

在川东南岸工委、石柱县特支的领导下，经过5年多的艰苦斗争，以石柱县为中心，先后建立了丰石边区、石南区、蒲家区、石利万忠边区和湖北利川县文斗区5个区委和29个党支部，发展党员420人，培养积极分子1100余人；建立了3个游击大队（辖19个中队）和两个独立中队，共有游击队员3819人，冲锋枪5支，步枪971支，手枪47支，自制刀矛等武器1864把。在武装反“清乡”的斗争中，党组织在国民党政权中的7个乡和50个保建立了两面政权，发展统战对象122人。

在坚持斗争中，川鄂边游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至1949年7月，在两年多的艰苦斗争中，历经大的战斗31次，摧毁敌乡公所6个，哨所1个；处杀恶霸和反共分子7人，毙敌15人，打伤45人，俘敌92人；缴获枪支570支。在以石柱县为中心包括丰忠万利四县边境内51个乡（镇）的1.5万平方公里区域内，被地下党、游击队控制的就有32个乡（镇）199个保约15万人口的地区，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领导力量，巩固了游击根据地，为迎接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坚持斗争的西界沱“和成字号”

西界沱“和成字号”，是西界沱地下党组织在县委的领导下，于1940年冬季创办的经济实体。在长达9年的坚持对敌斗争中，“和成字号”成为西界沱地下斗争的坚强堡垒。为党的斗争和迎接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从“和成棉庄”到“和成商号”

1940年秋，县委书记廖方村到西界沱，给西界沱街支部书记谭卓安和秦万鑫、崔英福等人布置了3项任务：一是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二是安置革命同志进行活动；三是负责忠丰石万边区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是年冬，西界沱街党支部按照县委的布置，组织谭卓安、秦万鑫、崔英福、谭学德、彭家杰、彭普昭、彭普庆等人，凑了150公斤棉花的本钱，由彭家杰负责，借用崔英福的铺面，加工供手工纺纱用的棉条，“和成棉庄”就此开业。不久，西界沱街党支部又组织共产党员王家滋投资5石玉米，万县武陵人鲁季舟投资1000银元，部分共产党员和群众投资3000余元，共集资金5000元（法币），租用下盐店对面街房作铺房，于1941年3月成立了“和成商号”。商号由共产党员秦万鑫任经理，群众王万全任会计，聘用江书世为店员，由经营粮食逐步扩大到经营桐油、食盐、山货、药材、棉纱等商品。经营范围以西界沱为中心，逐步扩展至万县和湖北利川、忠路、小河、恩施以及重庆、自贡等地，并在万县设立分号，由彭家杰负责，业务人员由最初的3 人增加到11人。1943年春，“和成字号”迁到西界沱豪绅、石柱县参议长谭栋安位于平街的门面，生意逐渐兴隆起来。

随着业务的发展，同时也为了安置和隐蔽更多的革命同志，1944年2月，“和成字号”在“和成商号”原址，又建立了“永成字号”，由党员崔英福任经理，经营项目与“和成字号”相同。5月，崔英福因传递《新华日报》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而转移后，共产党员谭学德接任“永成字号”经理，由党员江诗富担任会计，群众胡明远、袁天宝、彭永福为店员，后增加了刘宗兴、谭联安、王万宇等人。

同年冬，秦禄廷、王家滋（受王敏委托）奉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先后在西界沱清理党组织，与西界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之后，西界沱党组织在“和成字号”“永成字号”的基础上，又建立了“翕成字号”。1947年 “和成”“永成”“翕成”3个商号，在西界沱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大力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和成字号”等商号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1948年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西界沱设立万忠石三县联防办事处，由国民党四川省第九区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杨晤侬率一营兵力驻扎西界沱。杨晤侬坐镇西界沱，指挥军警特务“清剿”共产党和游击队。并带着姨太太和两名侍卫，驻进“和成字号”，对来往人员逐一盘查，监视革命活动。

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党组织派秦万鑫、谭学德开展统战工作。一方面应付杨晤侬，对杨晤侬一行进行了热情接待，以搭股分红等名义，给杨晤侬等人送礼，取得他的信任，而“和成字号”内的革命活动，得以继续顺利开展。杨晤侬离任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时，将谭子麟等人密告“和成字号”的32份状纸，全部交给秦万鑫、谭学德等人过目，以示对秦万鑫等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争取已卸任的原国民党石柱县长熊福田的支持。1949年初在熊福田的帮助下，地下党的3个商号与谭栋安、熊福田的“同济商号”“南宾垦殖社”实现联营，取名“同福字号”，由熊福田任总经理，国民党石柱县参议长谭栋安任理事长，杨麟甫、张礼源、熊智仁等任理事，谭肖岩任监事长，彭普昭等为监事，秦万鑫、谭学德、崔英福、谭以祥、彭家杰分别任油业部、米粮部、山货部、盐业部和万庄（驻万县分号）经理。实际上，“同福字号”内部的人事、业务、财务等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党组织手中，成为坚持斗争的坚强后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