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柱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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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家场 记者 梁德风 摄 

(上接第2094期)

六、在反“清乡”斗争中巩固游击区

②加强党的建设和开展统战工作

开展统战工作

石柱县特支机关能在河面立足,与当地统战对象张叔尧有很大关系。张是当地头面人物,社会关系甚广,因而石柱县特支一直未放松对他的争取、转化工作。同时,各区委按照石柱县特支指示,也把统战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各区区委从该地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教育团结、分化瓦解的办法,争取了部分区、乡、保人员,建立了可靠的统战关系,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

鉴于江池是地下党培训骨干的重要阵地,丰石边区区委首先做好了江池副乡长梁立鹊的教育争取工作,让他消除顾虑,然后设法让他接替施文学当上乡长。梁当上乡长后,主动为地下党提供情报,支持地下党工作,保护游击队员的安全。同时,还做了国民党大柏区分部书记长周杰普的教育团结工作,保护了地下党组织。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丰石边区在18保建立了两面政权,发展统战对象48人,其中正、副乡长5人,乡队副1人,保长21人。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顽固分子,使其难于在本地立足。

蒲家区委的统一战线也相继建立起来。在蒲家区委及各支部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政权中有1名乡长、1名乡队副、l名乡民代表和26名保甲长,被确定为统战对象。在统战对象的协助下,蒲家区委书记秦仕游打入丰都县任参议员,区委由此控制了长短枪193支,并迫使忠县田管处主任田宗齐,交出31支长短枪。

与此同时,石利万忠边区委也加强了统战工作。通过党员任义元和群众朱昌成的关系,区委同利川县建南乡乡长牟晏清建立了统战关系。

1949年2月,石利万忠边区区委派地下党员江诗信到建南的兴隆场一带开展工作,他住在进步青年黄荣超家。为了便于开地下工作,江诗信以黄荣超妻李家英堂兄的身份出现,化名李家和,江诗信白天在民校教书,夜晚则走乡串户,深入发动群,鼓动大家抱成一团抗丁、抗粮、抗税,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与此同时,江诗信通过细致的工作,使建南乡长牟晏卿成了地下党的统战对象。牟在任职期间,为地下党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国民党利川县大队的活动情况,牟随时报告地下党,对于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则是暗中保护的态度。还暗地里给游击队送子弹和粮食。

按照区委的意见,江诗信要牟晏卿委派黄荣超和进步青年秦绍基作保长,3月,乡公所下达了黄、秦二人分别任九保和十一保俣长的委任令。从此,黄、秦二人白天以保长身份公开活动,四处联络,广交朋友,夜晚则配合江诗信深入发动群众,宣传“三抗”。兴隆场等地的群众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仅黄荣超的九保就发展了9个积极分子小组。

7月,为了控制乐福店反共自卫队,地下党一面通过牟晏卿出面活动,一面由地下党员赖元甫负责做好倾向革命的进步知识青年滕章华去当“反共自卫队队长”。滕就职后,在“反共自卫队”中积极串联,多方活动,直接掌握步枪13支,队员全是滕自己发展的基本群众,滕每接到敌情即报告地下党负责人,乐福店解放时,滕章华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8月,大恶霸张尧虞向住太平镇的利川县大队密报黄荣超、秦绍基“通匪”,黄、秦被捕入狱,敌人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目的。尽管敌人采取多种手法,威逼利诱,黄、秦二人始终未暴露其身分,敌人无奈,欲对黄、秦下毒手。地下党得知此情后,一面指示太平镇小学派学生代表到建南乡公所请愿,要求释放黄、秦二人;一面利用统战关系,由牟晏卿具保。牟亲自到太平镇,邀当地乡、保代表联名签章,黄、秦二人才得以释放。临近解放时,牟晏卿把建南乡公所30条步枪交给了临溪地下党组织。

在中共石利万忠边区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建南乡18个保,就有15个保被陈冲坝党支部操纵,有可靠的统战人士15名,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政权,发展党员7人,发动群众数千。

1949年8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妄图将已失去的统治地位夺回,组织力量再次对川鄂边红色地区大肆“清剿”,一时间,川鄂边区一片白色恐佈。党组织决定:中共石利万忠边区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暂避锋芒,在统战人士的帮助下,邵荣光、黎万川、向华兴等都隐蔽在建南的乐福店、兴隆场、柑子塝、大王坝一带活动,发动群众,迎接解放。

在敌人“清乡”期间,牟晏清为保护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的安全,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将遭到敌人悬赏通缉的边区游击大队长黎万川的胞妹黎玲凤,接至其家中隐蔽。从而解除了黎万川的后顾之忧。

③培训干部 整编游击武装

培训骨干

1949年5月,石柱县特支派聂敬民到丰石边区举办党员和积极分子训练班,进一步贯彻《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共中央关于“配合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精神,在反“清乡”中培训干部。聂敬民到丰石边区后,先后在安子寺、明来沟、范家院、无方寺等地,共举办了5期训练班,培训干部260人。

石南区委在组织党员和武工骨干学习《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等重要文件后,组成10个武装工作组,分赴三树、三星、三汇、都会、武平、河面等地,开展反“清乡”斗争,培训干部107人。6月,区委又在三星团堡子举办骨干训练班,培训积极分子40名。同时,石利万忠边区区委和蒲家区委也培训了一批干部。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整个川鄂边区共培训了500多名干部,培育起了反“清乡”的强大力量,也为以后配合解放和接管政权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充实领导

是年夏,川南二工委派陈如元、罗亦樵、兰宗林、陶叔恒等一批地下党骨干,到川鄂边区工作。为加强党对新游击区的领导,石柱县特支派陈如元、罗亦樵、兰宗林、王远禄、陈啸云、苏白之等人,到栗子(含毛坪、三建)工作;派秦耀文到长坡、河面工作;派白仲山到观音工作;派聂敬民、高峰、孙晓波、杜宗银、范超、杜宴平、郎玉仁等人,到湖北利川长顺工作;派宋朝发、冉启华等人到武平工作。为把这些地区的广大妇女发动起来,石柱县特支派李绍容、陶叔恒、秦淑君、秦树清、秦淑平等一批女同志,分赴河面、长坡、栗子、观音、暨龙等地工作。

按照石柱县特支的安排,石南区委派出干部到洗新、栗新一带开辟新游击区,石利万忠边区区委亦派江诗信,到利川兴隆场开展工作。

整编游击武装

为了“保存实力,反对‘清乡’,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政权”,石柱县特支指示各区游击队进行整编。丰石边游击大队首先开展队伍整编工作,各中队表彰了一批优秀战士,处分和清除了少数不纯分子,处决了严重违反纪律、败坏游击队声誉、持枪抢劫的二中队队员向天才,纯洁了游击队伍。在整顿的基础上,丰石边游击大队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在原5个中队的基础上新增了六、七、八、九4个中队,分别由秦枢廷、谭登凯、孙晓波、范超任中队长。至此,丰石边游击大队有队员1464人,长短枪463支,刀矛1400多件,子弹1.75万发,手榴弹210枚。整编结束后,丰石边区区委又将1964名群众,编成92个战斗小组,作为游击大队的后备力量。

石南游击大队在进行思想整顿的同时,将斗争不坚决、表现较差的10名队员,从主力队伍调整到普通队,撤销了拒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一中队中队长谭仁升的职务。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新增了由周登朋、林吉安分别任中队长的六七两个中队。整编结束时,游击大队由500多人增加到750多人,拥有250多支枪。

石利万忠边区游击大队在进行思想整顿和游击战术训练的同时,处决了混入游击队中的败类汪德厚,游击大队由原来的100余人发展到300余人,有枪265支。

同时,蒲家区委也圆满完成了石柱县特支布置的任务,蒲家独立游击中队得到迅速发展,队员已增至730多人,拥有枪支246支,子弹2000余发。为便于指挥,全中队编为5个分队,分队长分别由秦恒光、秦玉莲、秦仕茂、冉崇万、彭大槐担任。

④“清乡”与游击队反“清乡”

敌人的“清乡”暴行

反“围剿”结束后,游击队安全转移,昼伏夜出,继续坚持斗争。敌南、巴、涪、长、丰、垫、忠、梁八县边区“清剿”指挥官樊龄,在黄草坪之战中惨败后,一面向其上司谎报军情,吹嘘“击溃”了“西南民主联军第一军”,一面调集军事力量,血洗游击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敌“清乡”兵仅在三星、五龙两地,先后抓捕的地下党员、游击队员、统战对象家属和群众达35人。

在桥塘、五龙等地,国民党丰都县警察中队,将游击队员余宗贵、孙应昌、谭家禄3人抓住后就地枪杀。三战士就义前英勇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年仅20岁的余宗贵,临刑前昂首高呼“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敌人将他杀害后,又将其胸腹剖开,剜出心、肝,并暴尸示众3天。

游击队员向朝玉、彭年才被捕后受尽了多种酷刑折磨,但他们宁死不屈,先后遇害。统战对象、副乡长傅瑞祥和保长马云程被敌人抓去后.虽被敌部官兵打得遍体鳞伤,但只字未吐地下党的有关情况。

在敌人的“清乡”恶行中,丰石边游击大队副大队长胡朝聘、一中队副中队长余宗堂的房屋被打烂。在五龙、崇实一带,游击队员余宗吉之母被吊打,群众孙洪藻、秦光辉,被当作游击队员遭到毒打。游击队员孙某某之妻、傅某某之妻被关押在五龙乡公所期间,遭到敌人野蛮的蹂躏。傅某某之妻,在被释放时,已气息奄奄,不能行走,不久即含愤而死。

在三星地区,国民党石柱县长程友民抓捕了10多名群众。游击队员周万荣的房屋被拆毁,木料、砖瓦被运到乡公所修了碉堡。游击队员马元德之妻、母均被抓到青龙寺,高吊在屋梁上,遭到敌人的毒刑拷打。群众孙中田、杨通信、秦大良、马俊德等,遭到敌人无辜毒打,有的被关押在石柱县城监狱,遭折磨而死。统战对象秦文厚,被敌人抓捕后,宁死不屈,惨遭杀害。

下路、石家两乡公所秉承石柱县政府旨意,也在辖区内大肆“清乡”。下路乡长张德胜,抓住了隐蔽在郝家坝亲戚家的游击队员秦大月,将其杀害于蚌壳石。1949年2月26日,石家乡警队队长田咸尧,带队至烂坝一带“清乡”,隐蔽在黑洞子的游击队员江诗信,将警队班长文安长击毙。敌人在第二天,即把给游击队员送饭的群众向连贵抓到乡公所,并在双板桥将其杀害。接着,驻西界沱的敌三县联防大队,将游击队员冉崇明逮捕,押至西界沱沙湾杀害。在“清乡”中,贪婪的敌人趁火打劫,以“藏共”“通匪”罪名,对群众进行敲诈勒索,并强行向群众摊派“慰劳费”,以饱私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辉煌胜利。国民党反动派昼夜不安,妄图作垂死挣扎。

5月14日,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开始调兵遣将,妄图阻挡解放军进军西南。他在派彭、冉两个督训员到石柱指导民众组训的同时,密令驻丰都高家镇的国民党47军127师某团,以两个营兵力赴丰、石要道横梁和石柱县境内的下路坝,对川鄂边游击武装进行“清剿”镇压。在孙震的指挥下,敌四川省第九区专员公署(万县)专员兼保安司令李鸿涛立刻在石柱西界沱三县联防办事处召开“清乡”会议,布置三县“清剿”事宜。李鸿涛赶到临溪后,召开联防“进剿”会议,命令万县警察大队镇守走马岭,利川县大队驻守太平镇,石柱县自卫大队驻守黎家坝,对游击区形成包围,妄图在解放军到来之前,一举消灭地下党和游击队。一时间,川鄂边区乌云密布,白色恐怖笼罩在广大群众头上。

5月22日,石柱县特务中队长梅治友率队至沙谷乡太平寺,抓捕丰石边游击大队第八中队中队长谭登凯未遂,盛怒之下抄光了谭登凯的家。5月28日,打入沙谷乡担任第五保保长的革命群众郎开贵,被敌抓捕后杀害于花厂坡。

6月7日,孙震又命令敌47军l27师,加紧“清剿秦(禄廷)、胡(朝聘)二匪”。7月20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九区专员公署保安团之谢果澄营,奉令开赴石柱临溪“进剿”。8月1日,李鸿涛亦赤膊上阵,率队亲赴临溪督剿。国民党石柱县长肖俊秉上峰旨意,加紧部署“清剿”,饬令全县18岁至45岁的男性集中受训,组建起4000人的自卫联防总队,组织600名民夫为其“清剿”服务,强迫群众限期赶制4000套棉衣。

在石利万忠边区,敌“清乡”部队的暴行令人发指。游击队员谭安洪、统战对象黎永定打进乡公所任乡长的地下党员黎克文等30余人,先后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清乡”兵在临溪“驻剿”不到10天,就抓捕了游击队员和无辜群众100余人。此外,敌人还焚毁了大量民房,纵火烧山,使得焦山坡、关张口、烂坝、陈冲坝、庙坡、太平镇一带连绵50余公里的大山,化为一片焦土。又悬偿缉拿黎万川、黎天成、黎旭阳、向光煊、向华兴、冉启华、王万权、冉崇赞等地下党员和游击队领导人。

6月30日,中共石柱特支组织部长秦耀文受上级党组织委派,从丰都河面到蒲家区委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同时检查该区工作。行至离蒲家不远的马道子时,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关押于丰都。在被囚禁期间,敌人用尽酷刑,残酷折磨秦耀文,妄图从他口中挤出党组织的情况,均未得逞。在丰都解放前夕,优秀共产党员秦耀文,被敌人杀害于名山脚下,为川鄂边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7月15日,石利万忠边区庙坡党支部副书记、交通员幸正东,与几名地下工作人员隐蔽在黎家坝农户向华龙家中,被叛徒谭承文告密遭包围。幸正东在被捕前巧妙地引开敌人,使其他同志脱险,而自己被敌抓捕。敌人对他用尽了十多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幸正东于1949年9月初在临溪区郊外硔桥坝就义。

7月27日,下路乡长谭龙章勾结国民党驻下路之靳姓营长在天泉,抓捕了游击队骨干队员马元德。在1个月的监禁期间,马元德受尽了多种酷刑。8月23日,宁死不屈的马元德被害于下路王爷庙。

敌人的“清乡”暴行和血腥屠杀,激起了游击队的极大愤慨。川鄂边区地下党组织采取避实就虚,化整为零的策略,及时转移了主力,打破了敌人的“清乡”部署,在广大群众的保护和支持下,保存了革命实力,为迎接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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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成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