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炼油石柱分厂厂址所在地洋渡溪

全面抗战开始后，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军需民需的各种燃料油进口十分困难。县委决定创办各类经济实体，筹集活动经费，以供抗日所需。

梁山县（今梁平区）地下党员钟纯乾等，率先掌握了桐油提炼燃料油的技术，在梁山县城郊区兴办了两家炼油厂。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推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熊瑾玎在涪陵兴办了兴华炼油厂，并决定在石柱兴办大华炼油分厂。1939年夏，钟纯乾奉命来到石柱，为兴办大华炼油分厂作技术指导。秦禄廷接受县委指派，以江池小学校长和江池镇镇长身份筹建大华炼油厂。

8月底，秦禄廷、熊曙东、罗德顺到梁山县，对兴办炼油厂的可行性进行了实地考察。秦、熊二人返回石柱，罗德顺留在梁山炼油厂学习炼油技术。

经县委讨论决定，将大华炼油厂石柱分厂（简称石柱分厂）定址洋渡溪（今忠县洋渡镇）。县委书记廖方村到洋渡溪落实了石柱分厂的相关工作。石柱分厂由张叔尧任董事长，谭栋安任经理，秦禄廷任厂长兼副经理，总务股、工务股、出纳股、会计股分别由共产党员周登禄、熊曙东、廖子良、廖子洪、向地朋等负责，加强了党对炼油厂的领导。技术主任由钟纯乾担任。罗德顺从梁山县学习炼油技术后，回厂担任了技术班长。积极分子张永康、关攸德、关攸建等8人，经派往梁山县学习炼油技术后，回厂担任技术员。很快，石柱分厂便兴建起。

石柱分厂于1940年6月正式投产后，不仅为抗战和群众提供了大量燃料，为党的活动筹集了大笔经费，更重要的是，它是抗战时期党的石柱地下组织开展工作的一个可靠场所。一批在其他地方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骨干，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隐蔽，为革命保存了实力。党组织在分厂还培养了罗德顺、秦仕英、陶远大、范某等一批积极分子参加民先队组织，为以后的革命斗争储备了力量。1943年秋，石柱分厂因国民党的破坏而被迫停产。

在大华炼油石柱分厂兴办成功的基础上，县委决定兴办“七七”纺纱社，以支援抗战和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在县委的安排下，县委妇女委员樊汝琴动员陈善淑、冯汝碧、黄碧贞等人筹集资金，买回1台脚踏纺纱机，在县城天主堂开办了“七七”纺纱社。接着，在陈善淑等人的广泛发动下，县城30多名妇女参加了纺纱社，一边劳动，一边接受革命思想教育。为使纺纱社能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好各项工作，县委决定，由樊汝琴担任社长，陈善淑担任副社长，张常文任经理，冯汝碧任副经理，黄碧贞、余凤华任技术员。为发动更多的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经县委批准，1940年4月，妇女党支部在“七七”纺织社建立，由金明惠任支部书记。随后，妇女党支部发展了余凤华、冯汝碧、张常文入党，党员人数达到5人。“七七”纺纱社的活动，不仅大大推动了石柱的妇女运动，而且培养了一批女党员和积极分子，为党在石柱的革命增添了力量。

大华炼油石柱分厂和“七七”纺纱社相继开办成功后，县委决定拓宽经营渠道，扩大经营成果。廖方村在西界沱检查党的工作时，发现西界沱是下川东的一个重要“门户”，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于是指示中共西界沱街支部开办棉庄。 

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谭逢盛、白仲山等受党组织派遣，相继从外地返回石柱，以开南宾书店和教书为掩护，开展抗日宣传和党的发展工作。他们从宣传抗日入手，达到发展革命组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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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石柱县成立各界抗日动员会，谭逢盛、金玉凡等5人被选为委员，分工负责社会联络工作。他们去机关、法团、学校等处，发动、组织抗日宣传队，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和开展党的工作。谭逢盛、金玉凡等人与抗日动员会秘书赖世平研究，建议组织一个“抗日宣讲团”，到各区、乡（镇）巡回宣讲，立即得到县长邓虎章的同意。宣讲团由赖世平任团长，县女校校长陈彦任副团长，并从政府机关和城内几所学校抽调20几名积极分子，深入区、乡（镇）宣传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全县各区、乡（镇）也组织宣传队，在场镇和各村进行宣传。抗日动员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一是召开群众大会，针对实际，宣传抗日的重大意义。在县城多次举行群众大会愤怒声讨日军的侵略暴行，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情绪。1938年12月，卖国贼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消息传至石柱后，石柱县抗敌后援会在县委的领导下，组织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汪万人大会，并在“双十节”这天，进行全城反汪大游行。二是根据不同时期制定出不同的标语、口号和布告，加强抗日宣传。三是通过南宾书店散发抗日宣传资料和进步书刊。谭逢盛利用石柱南宾书店经营书刊之便，先后经售《新华日报》《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进步刊物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帝国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初步哲学逻辑》《毛泽东抗战言论》等马列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大动员方针》等与抗日的有关文献，还有国民党的报刊，如《中央日报》《川报》《济川公报》《万州日报》等。书店经营的进步书刊让广大读者耳目一新，受到较大的启发。

南宾书店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重视。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时期，但南宾书店传播马列主义的活动仍为国民党石柱当局所不容，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和恐吓。国民党石柱“清共会”副主任徐汝玉在县城内散布“南宾书店是异党地下书店”言论，威胁前往书店阅读和购买书刊的群众。谭逢盛充分利用石柱县长邓虎章力主抗日的主张，经常与其讨论抗日宣传事宜，取得了邓的支持，又在县政府秘书赖世平之妻孔淑宛等人的帮助下，坚持着南宾书店及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徐汝玉被邓虎章调到民教馆作馆员。赖世平亦为南宾书店题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的条幅，悬挂于书店店堂，掩护了党组织的活动。

1938年8月，中共重庆地方工委从宜宾印刷厂调派共产党员罗金全（罗远仁）到石柱，指导南宾书店印刷技术。是年冬，书店印刷厂在承印石柱《县政月刊》时，在月刊上加了一句“石柱群众怒吼起来吧！”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熊楚材、县长刘永镛看到后，认为是“共产党煽动群众”的标语，立即将谭逢盛逮捕入狱。共产党员白仲山利用石柱袍哥大爷马茂林的关系，迫使熊、刘二人将谭逢盛释放。此后，书店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并两次遭查封。但南宾书店在县委的领导下，团结社会进步力量开展斗争，得以继续开办。

皖南事变发生后，县委在四川省委和五县工委的领导下，将一批已经暴露的骨干党员撤离石柱。之后，新任县长苏知沆查封了南宾书店，书店的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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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抗日宣传范围，谭逢盛、金玉凡、赖世平3人组织农职中学生，利用寒、暑假在农村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先后有农职中学生刘贤波、谭若禹、李青鸾、周朝丰、陈文楷、田紫轩、谭俸邑、谭俸涛、张玉斌等，分别在坡口、马武坝、黄鹤坝、凤凰、临溪等地，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提高群众认识。

在1938年七七事变周年纪念之际，谭逢盛、金玉凡等抗日动员会委员，建议县政府将抗日宣讲团更名为“七七”剧社，后获批准。“七七”剧社成立，由新任县长刘永镛、国民党石柱县党部书记长熊楚材任名誉社长，赖世平任社长，赵玉峰、陈彦任副社长（后赵玉峰离去，由杨亦平继任副社长），陈彦兼任剧务部主任，王家洋任导演（后由王野晴、朱泽莹等人继任），黎永万负责剧务工作，陈珍银负责灯光、道具等工作。

“七七”剧社成立后，先后从农职中、南宾小学、女子小学抽调70余名师生充实力量，并编演了《前夜》《中国妇人》《战斗》《放下你的鞭子》《国旗飘扬》《卢沟桥》等歌剧、话剧，演唱了《打倒汉奸卖国贼》《打东洋》《救亡军歌》《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抗战、爱国歌曲，创作表演了快板《日本鬼子强占了我的家》等，演讲了文天祥、史可发、邓世昌、岳飞等历史英雄人物故事。“七七”剧社除在县城火神庙公演外，还由陈彦带队到悦来、下路、江池、大河等地为群众演出。

1938年10月24日，以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骨干的石柱县抗敌后援会成立，谭逢盛为秘书室主任，陈彦为宣传组长，樊晋弦为调查组长，赵玉峰、赖世平、向伟琴等为执委。

在抗敌后援会的配合下，“七七”剧社的抗日宣传活动达到高潮。1939年6月，冯腾蛟就任石柱县长，并担任抗敌后援会主任。在抗敌后援会的要求下，农职中、南宾小学、女子小学组织了“晨操队”和“歌咏队”，南宾镇各保分别组织了“晨操队”，配合“七七”剧社的抗日宣传活动。皖南事变发生后，“七七”剧社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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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为广泛传播党的主张和抗日政策，通报国共两党的抗战情况，决定出版发行《血汗周刊》。

1939年初，农职中党支部接受县委分配筹办《血汗周刊》的任务，以农职中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要求学校批准出版。农职中校长、大地主黎沚卿以经费不足为由推脱不允。党支部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自治会，发动学生与黎论理，强烈要求出版《血汗周刊》，宣传抗日政策。后经县长刘永镛批准，《血汗周刊》诞生。《血汗周刊》由农职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党支部书记黎永万任编辑，党支部宣传委员刘贤波任宣传股长，支部组织委员谭若禹负责组稿，中共党员谭宁衡负责印刷业务及发行工作。同年3月，《血汗周刊》推出创刊号。

《血汗周刊》由县委主办，农职中学生自治会承办，以传播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政策为指导思想，以积极宣传抗日、唤醒群众、推动全民族抗战为主要任务，同时介绍部分农业、农技知识。《血汗周刊》也是党组织用于对敌斗争的极好工具。1938年12月，国民党石柱县党部书记长熊楚材，为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辩解，发表汪不是汉奸等反动言论。县委随即指示农职中党支部发动学生党员，针对熊的反动论调，撰写了题为《肃清汉奸言论，打倒汪精卫》的评论，批驳熊的反共投降言论，让群众了解事实真相，迫使熊楚材收敛其言行。

1939年10月，国民党认定《血汗周刊》为“异党喉舌”，勒令其停刊，《血汗周刊》遂改为《壁报》，由共产党员秦仕游任编辑。1940年夏，《壁报》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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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抗日救亡活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斗争：以石柱县地下党组织和爱国进步人士为主体的主张抗日派，坚定积极地、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到底；以少数国民党政府官员、绅士为首的主和派，对抗日持消极态度，甚而还有捣乱、破坏的行为。但是，地下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从抗日大局出发，本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同时按照“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团结为主，斗争为辅”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做到“求大同存小异”。1937年11月，新县长邓虎章到任后，抗日态度鲜明，如对南宾书店大力支持，对该店抗日宣传活动给予肯定，颇得人们的信任。当他得知“清共会”副主任徐汝玉散布“南宾书店是异党活动的掩护所”的舆论后，将徐调到民教馆。又如在举行七七事变报告大会中，呼喊抗日口号时，有两个地方绅士不举手，邓当场将其拉上台去训斥亮相。又一次，城内一姓周的商人经营日货，邓派人教育他停止销售日货。周为赚钱继续卖日货，邓支持学生和群众将店中日货当场销毁，从而抵制了日货在石柱的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