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痕
——四川工农红军三路游击队喋血石柱西乐坪记实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中国南方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危急的关头,在武汉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建立以工人、农民为代表的工农革命武装,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为执行中央“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左”倾路线,这支仓促建立起来的农民革命武装,就立即挥师向鄂西东征。在国民党军阀和各路团阀武装的围追堵截和残酷“围剿”下,1000余名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喋血石柱县王家乡西乐坪,在四川、重庆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

    黄钦坝建军

    1930年7月初,中共中央派余乃文到四川任省军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执行李立三等拟定的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并将全省党、团、工会合并成立“四川省行动委员会”(简称省行委),要求在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发动武装起义。

    在此之前,省委已派出一批干部在梁山县(今梁平县)举办农民骨干培训班、党员训练班,在一些区、乡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省行委认为梁山县基础较好,决定率先在梁山县发动武装起义。

    省行委派省军委秘书长牛大鸣到梁山县后,立即与已在当地活动的覃文、王维舟等人联络,做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

    7月27日晚,牛大鸣、王维舟、覃文、李次华、石怀安、王一贯等人在李光华家宅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将虎城、南岳、龙沙、太平4个乡镇的农民赤卫武装组建为红军游击队,并就东征武汉等问题进行讨论。

    会上,王维舟等一些同志认为,虎城、南岳的农民赤卫武装,经过训练和游击战争考验,素质较好;龙沙、太平的农民赤卫武装,目前还是以民团名义的壮丁队伍,不但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对敌斗争考验,而且对革命的认识存在不足,要远离故土长途远征缺乏思想基础,如果贸然宣布组建红军游击队并远征不太合适。

    然而,牛大鸣却以革命的理论家和军事天才自居,强调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组建工农武装夺取中心城市,才是中国走向苏维埃的必由之路。在一番高谈阔论之后,他独断决定:梁山的4支农民赤卫队全部出征,各队不少于500人,以外出打土匪为名,把部队拖到路上再进行动员,然后宣布建军远征。

    7月29日,这4支近2000人的农民武装在虎城聚集后出发,冒雨经过火镰匾、榨子门,浩浩荡荡进入忠县境内,于当日傍晚抵达黄钦坝。

    晚上,全体武装人员在文昌宫大坝子参加大会。李光华宣布竖起镰刀斧头大红旗,同时宣布成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以下简称三路红军游击队)。牛大鸣宣读了四川省行动委员会拟定的三路红军游击队行动纲领和领导人名单,由李光华任总指挥,王维舟任副总指挥,覃文任政治部主任,王火离任政治部副主任,牛大鸣任总前委书记。

    三路红军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李次华、金克杰、王一贯分别担任三个大队的大队长。大队以下按“三三制”设中队、小队和分队,并分别明确了各中队、小队、分队负责人。由于太平、龙沙的一些队员乡土观念浓厚,加之对参加革命的认识不足,刚宣布成立红军游击队就有近500人开了小差。幸亏总指挥部及时采取措施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才将队员们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后人有诗云:

    黄钦坝上旌旗扬,仓促建军实荒唐;

    三军未解上级意,空留壮烈在他乡。

    艰难东征路

    7月30日,部队从黄钦坝出发,于次日到达忠县花桥寺。建军之后,因部队面临吃饭穿衣、武器装备供给等诸多问题,总部决定在此地休整3日。

    就在当日,总指挥部传令,以大队为单位,通过打富解决军粮,在与军阀、团阀和地主武装的斗争中缴获枪支逐步补充武器装备。三个大队分别抓扣了土豪沈举人,处决了大土豪饶达山,镇压了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潘锡久,打开了这几家土豪的粮仓,除按每人留足3天的粮食外,其余分给了穷苦百姓,赢得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

    此时,被解散的原四川二路红军游击队的饶绘丰、潘元楷等一批干部奉省行委之命来到花桥寺参加三路红军游击队。饶绘丰担任总前委委员,协助总指挥工作;潘元楷任指挥部参谋;省委军事干部、原二路红军游击队教导队队长邓止戈任二大队副大队长。这批干部的加入,增强了部队的领导力量。与此同时,丰都县蒲家场进步群众秦世发,还冒着生命危险将原二路红军游击队存放的一批枪支弹药,秘密送到花桥寺三路红军游击队总部,为部队解决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作出了贡献。

    8月2日,总部根据王维舟等人提议,就是否东征问题再次进行讨论,领导层为此而争论不休。以王维舟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利用在当地人熟地熟的优势,以就地打游击为宜,不可劳师远征;若一定要东征,可从中选拔一部分精干武装力量东征,留下一部分武装力量回师本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这样既执行了省行委命令,又保存了革命实力。而以总前委书记牛大鸣为代表的少数人,坚持不折不扣贯彻中央“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和“东征鄂西,与红二军团汇合”的指示。经过一天的激烈争论,会议否定了王维舟等人提出的正确意见,决定仍按省行委拟定的路线,从忠县石宝寨渡江东征。有诗为证:

    “左”倾路线定东征,自不量力草率行;

    如履薄冰走钢丝,辜负三军壮志心。

    8月3日,部队从花桥寺出发,途经马灌、高洞、三汇、石庙等乡镇,又在高亭击溃了当地反动民团的阻击,再过汝溪场,经过三天两夜的急行军,于8月6日清晨抵达石宝寨。此时,原二路红军游击队前敌总指挥赵启民也从丰都赶来参加三路红军游击队,任三大队副大队长。

    石宝寨位于长江北岸,距忠县县城仅38公里。李光华等领导人目视滚滚的长江水,既恐军阀部队来袭,又为部队无船渡江而犯愁。正在此时,经中共忠县县委书记吴逸僧联络,在石柱西界沱一带打游击的平民革命军司令员秦伯卿从对岸送来60余艘渡江船只,解决了部队渡江的难题。

    副总指挥王维舟因不同意东征,又不堪忍受牛大鸣的冷潮热讽,在部队准备渡江时,带200余人返回梁山县,组建了川东游击军(后改编为红三十三军),他本人任军长。有后人作的一首顺口溜为证:

    大鸣武断要东征,维舟坚持量力行;

    掌握真理是少数,一片丹心受排斥。

    愤而辞去副总指,返回川北挑大梁;

    东征大军失悍将,终成遗憾责谁当。

    会师西界沱

    8月6日下午,李光华率三路红军游击队1300余名指战员渡过长江,在石柱县西界沱陶家坝与秦伯卿率领的平民革命军胜利会师。

    西界沱是一座具有近千年悠久历史的古镇,川盐销楚的起点,石柱县的北大门。它是石柱、万县、忠县三县交界地,濒临长江,与石宝寨隔江相望,是扼守长江的重要军事重镇。

    早在1928年秋,共产党员秦伯卿奉中共四川省委之命,在石宝寨创建平民革命军,随即挥师南渡长江,击溃谭楹安团防,占领西界沱。他率部队先后拦截国民党官粮船,缴获40余吨大米赈济灾民;奇袭万县武陵镇,歼敌200余人;在楠木垭反“围剿”,阻击军阀陈兰亭部两个团的进攻;游击川鄂边区近20个乡镇,将队伍发展到500余人,建立了以石、万、利三县边区为中心的川鄂边游击区。有一首歌谣为证:

    伯卿受命举义旗,创建石柱游击区;

    四战四捷立威名,跃马扬戈川鄂边。

    当日傍晚,李光华率三路红军游击队进驻西界沱,按照秦伯卿的建议,将总指挥部设在万寿宫,并传令各大队分住各寺庙,严禁扰民。为防止国民党军阀和邻近的万县、忠县团阀偷袭,秦伯卿传令平民革命军驻守尖山子、独门子、江家岩、月儿山等高地,为三路红军游击队担任警戒任务。

    中共西界沱支部遵照忠县县委的指示,组织社会各界慰劳三路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给各大队分别送去了大米、猪肉、蔬菜等食品;在各路口、街道张贴了热烈欢迎三路红军游击队的标语。街上居民还自发在自家门前设了茶水站,亲切地为过往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端茶递水,使三路红军游击队将士感受到了游击区人民的温暖。

    当晚,李光华在西界沱小学礼堂召开三路红军游击队和平民革命军中队长以上的军事会议。牛大鸣在会上宣读了四川省行委关于“增补秦伯卿为三路红军游击队副总指挥,平民革命军与三路红军游击队汇合”的命令。李光华传达了四川省行委贯彻中央“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指示,要求全军上下要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克服东征路上的千难万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使命。秦伯卿当即表示,坚决执行省行委的决定,完全同意成建制地将平民革命军500多名指战员与三路红军游击队汇合,保证遵守纪律,听从总部调遣,并将留存的5000多块大洋交总部统筹安排。他还为三路红军游击队补充了大量的棉被、衣服、药品等军需物资,使远道而来的三路红军游击队将士感动不已。

    会后,秦伯卿与李光华等总部领导人,还就东征路线、沿途敌情、给养补充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游击区百姓为秦伯卿率部队加入三路红军游击队共赴东征深感惋惜,编有一首歌谣叹曰:

    伯卿慷慨助友军,竟率劲旅去东征;

    为顾大局弃优势,不幸兵败西乐坪。

    西乐坪休整

    8月7日清晨,秦伯卿命熊明炳、金全胜各带一个平民革命军大队作后卫,自己则率邓学尧大队作前导,随李光华等率三路红军游击队从西界沱出发,下黄桷岩,过理生坝,走朱家槽,爬青草坡,翻越方斗山,当日夜宿铁鞭槽、娇山坡等地,于8日抵达王家坝。这两支近2000人的队伍,在夏日酷暑下,连续几天急行军,已是疲惫不堪,急需要休整。总部采纳了秦伯卿的建议,决定将部队带到西乐坪休整几日,然后再东征。为防万一,李光华派三大队副大队长赵启民率一个中队留驻分水沟冉家祠堂,秦伯卿则派熊明炳、梁国华各率一个中队控制分水沟两侧高地以备接应,随后率大部队登上西乐坪。

    西乐坪是王家坝西侧的一处高地,东接临溪与黎家坝,西连石家坝菱角塘,北临王家坝场,南邻嘴笋坝,其海拔由北面的600米向西延伸,逐渐上升至900米,四周悬崖峭壁、森林茂密、地势险要。坪上溪沟纵横、梯田绕山,盛产水稻、玉米、小麦等大宗农作物,总幅员面积达4000余亩,住有200余户农家,其中年收租谷500至1000石的土豪就有6家,堪称富庶之地,也是部队休整的理想场所。

    李光华、秦伯卿等总部领导人视察了西乐坪地形地貌后,指派三路红军游击队3个大队分驻于老湾、油房、乐田、石坝、水竹林、长五间的几家土豪大院,并将总指挥部选定在位置较高、依山傍水的回龙寺。秦伯卿率领的平民革命军作为机动,移驻于西乐坪东南的云集寺一带。

    总部计划在西乐坪用较短的时间对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为长途行军作准备。牛大鸣还以总前委书记名义,派员捎信前往鄂西寻找贺龙红二军团,期盼能尽快联络接应。总部还与中共四川省委派驻黎家坝“八德会”工作的党代表刘岱池、廖连方等人取得了联系。

    三路红军游击队进驻西乐坪后,总部领导人分别到各大队检查落实布防,督促在各隘口修筑防御工事布置和哨位。政治部派宣传队到各村寨宣传红军政策,并用红粉浆在各家各院墙壁书写了保存至今的标语,包括“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分田分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和穷苦人是一家”“打倒反动军阀团阀”等革命口号。

    红军游击队战士几天前还是农民,但在各级指挥员以身作则、模范带头的作用下,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做到了住柴房、牛棚、屋檐而不擅自进群众家门,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游击队对于较为开明的中、小粮绅,还采取了相应的保护和团结政策。这些行为和措施,赢得了西乐坪人民群众的信赖和赞赏。

    在此期间,群众主动前来慰劳红军游击队,自发地给部队送来大米、腊肉、蔬菜等生活物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也在政治学习、军事训练之余,坚持每天为驻地群众挑水、打扫房前屋后卫生,到田间地头帮助收割玉米等,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一位姓冉的农民深有感触地说:“我活了大半辈子,见到的兵与匪没什么区别。过去有人造谣说红军是‘棒老二’,有像你们这样体贴穷人的‘棒老二’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为了表达对红军游击队的敬仰,这位老人作了一首啰儿调在西乐坪一带广为传唱:

    红军来到舍,咱山寨哟喂;

    开了粮仓嘛啰儿啰,分穷人啰喂。

    扫地喂猪舍,又砍柴哟喂;

    军民一家嘛啰儿啰,难分开啰喂。

    放弃重要情报

    三路红军游击队在石宝寨渡江时,驻在忠县城的国民党21军第3师陈兰亭部张晓平团闻讯,立即电告在丰都的师长陈兰亭。受陈指令,张团从忠县渡江,过复兴场,经沿溪乡的石门、崔家墩,翻越方斗山,再过鱼池坝,一路急行军,于8月7日傍晚赶到石家坝,并在毛坪、三块石、大梁等处关隘布防,堵住了三路红军游击队东征鄂西的道路。

    8月9日,张晓平紧急召集临溪、悦来(今悦崃)、鱼池、黄水、双河、石家等地大小团阀头目及地主武装头子,在北五区大团阀、大恶霸土豪王家泰庄园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合围三路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

    张晓平在会上杀气腾腾地说:“梁山‘赤匪’与秦伯卿‘赤匪’已合为一股,企图窜到鄂西与贺龙‘赤匪’汇合。现在,这股‘赤匪’正在咱们防区西乐坪驻扎。奉师座电喻,我们务必精诚团结,合力围歼这股‘赤匪’”。

    北五区区长冉正本接话说:“秦伯卿这伙‘赤匪’实在是太坏了,近两年来扰得我区四乡不宁。穷光蛋们也跟着起哄,不仅抗税款、杀乡坤、夺产业,甚至还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

    双河口团首李茂生也恼怒地说:“去年,一股贺龙‘赤匪’流窜到双河口,把我多年的家底都抢去分给穷光蛋了。”

    黄水向大林、鱼池冉正果等团阀也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说着“赤匪”是如何的坏,使整个会场几乎成了控诉会。

    张晓平见会场乱了套,将桌子猛击一掌,站起身来吼道:“格老子的,今天召诸位来不是听你们诉苦的。过去你们受‘赤匪’的气,都怪你们自己无能。你们不都是地头蛇吗?不都是有人有枪吗?粮绅拿钱养了你们,可你们的枪还没有烧火棍管用,还好意思在这里叫苦?你等有何脸面见乡绅父老?”在张晓平连声痛斥下,会场才平静下来。

    经过几番密谋策划,会议就各团队出多少人枪、行动路线、战死者抚恤、杀“赤匪”悬赏等问题统一了口径,并决定以张晓平团为主力,各路团阀相互配合,组建联合“剿匪”军团,对驻在西乐坪的三路红军游击队采取五路“围剿”的战术。

    联合军团由张晓平任指挥长,王家泰任副指挥长。各路团阀分工为:

    第一路:王家泰团防配合张团,从石家坝的桥家沟出发,向驻守菱角塘山匹垭口高地的三路红军游击队主力进攻,拿下总部驻地回龙寺。

    第二路:黄水向大林、双河李茂生合兵一路,从黄水坝出发,到达大梁子,再向云集寺一带合围,堵住平民革命军和三路红军游击队向黎家坝“八德会”后靠的退路。

    第三路:悦来马俊成团,从悦来到金竹台经关张口穿插到嘴笋坝,由西南向西乐坪水竹林、乐田的红军游击队等驻地发动进攻。

    第四路:鱼池冉正果带团队防守娇山坡到铁鞭槽一带,战斗打响后向分水沟合围,堵住三路红军游击队向方斗山撤退的后路。

    第五路:临溪冉正本,配合团总崔会浦,带临溪、河嘴、王家坝团队分别从临溪、王家坝、关张口三个方向对驻扎在分水沟及冉家祠堂的红军游击队发起合围。

    为防范在“围剿”中的红军游击队原路返回,张晓平还令西界沱新任团首杨龄浦带黎场、王场、坡口团防在楠木垭、朱家槽、西界沱等地严防死守,捕杀溃散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

    “围剿”计划分工后,张晓平命令:“各团队万不能辜负师座‘剿匪’大计,务必8月14日夜到达指定位置,无论那个团队,若玩忽职守、不听号令、放走‘赤匪’者,将按军法从事,格杀勿论,决不留情。”

    8月10日,就在张晓平召开联团会议、各路反动团阀正紧锣密鼓作“剿匪”准备之时,曾在忠县东区中学念书时加入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王家滋,从其胞兄王家泰口中探得了敌人将以五路合围三路红军游击队的计划,立即写好密函,派心腹速送到黎家坝,呈交给“八德会”党支部书记刘大瑞。

    刘大瑞见情况紧急,立即奔赴西乐坪,向三路红军游击队总部作了报告,建议三路红军游击队立即向黎家坝靠拢,或速向湖北利川建南方向转移。

    总前委书记牛大鸣等人认为,这份情报来自大团阀王家泰的胞弟,真实性值得怀疑,甚至认为这可能是个圈套等等。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总部既不采纳刘大瑞的建议,也未作出转移决定和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最后给部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悲剧。有诗为证:

    五路劲敌蠢蠢动,部队接报仍从容;

    纸上谈兵失良机,重演马谡失街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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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谢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