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超

    “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魂。”这掷地有声的钢铁誓言，表现出共产党员秦耀文在敌人严刑的折磨下，始终忠于信仰、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气节！他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秦耀文，1919年10月3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福利乡渡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他8岁时进县城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先后辗转桂林、贵州遵义等学校读书，受到革命进步思想的启迪，成为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1946年，他由党组织派到石柱创建川鄂边游击区，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石柱县特支组织委员、中共石柱县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49年6月30日，他受党组织派遣，前往丰都县蒲家区委(今属忠县) 传达上级重要指示，途中不幸被国民党孙元良部127师379团1营抓捕，被押送丰都县囚禁。同年10月29日，他被敌人杀害于丰都县名山脚下，时年30岁。

    一

    1944年夏，日寇逞凶，国难当头。彼时就读于桂林师范，一向天真活泼的秦耀文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心里郁积着满腔怒火。因为日本鬼子已打进广西，铁蹄将逼近桂林。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给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他毅然参加了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抗日宣传队，随师生奔赴银川、新安等地宣传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侵略罪行，鼓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拿起刀枪、棍棒，团结一心打败日本强盗，早日把鬼子赶出广西、赶出中国。

    同年9月，日本鬼子逼近桂林，形势十分危急，学校不得不宣告停课，另作安排。而已经过抗日宣传锻炼并接受进步思想的秦耀文等同学，向老师周智成、祝科字(均系地下党员)要求，把师生组织起来继续宣传抗日。最后学校党组织决定，为不荒废学业，实行“流亡”教学，由周、祝二位老师带队，秦耀文、敖启炽、戴国惠(女)、陈祖宽(即陈明)、李启明、苏觉等8位同学，加上2位老师，共10人，组成“十人流亡队”，以战区流亡学生名义，向贵州转移。

    1945年1月，同学们饱含泪水，心情沉痛，不得不告别家人，离别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誉的故土，踏上流亡之路。特别是秦耀文更是痛哭不止：一是因他父亲刚去世不久，祭孝还未过四十九天；二是留下慈母很不忍心，更让他揪心的是妻子刚有身孕。为了革命，他强压离别的痛苦，毅然与同学一道踏上“流亡”的艰难旅程。

    漫长的“流亡”中，在周智成、祝科字两位党员的领导下，全队10人团结一致，互帮互爱，协力前进。特别是秦耀文无处不发挥其大哥哥的作用，不但主动帮助体小力弱的同学背粮、背包，还要为老师分担一些事务工作，即使累得满头大汗，也不叫一声苦累。路途中，他还时常提头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打东洋》《流亡曲》等，以鼓励同学们战胜困难的斗志。因此，他被同学们称誉为“流亡”宣传员。

    进入贵州苗区后，因人地生疏、语言不通、钱粮殆尽，他们吃饭成了大问题。秦耀文为了让大家不饿肚子，把自己离别时母亲和爱妻为他赶制的一件短大衣拿出去变卖，以解决大家生活上的困难。老师和同学们无不为之感动，称他卖掉的短大衣叫“救命衣”。

    “流亡”途中，处处都充满着艰险。有一天，他们走到都匀县一个叫小寨子的地方时，天已黑尽。大家渴了一天，嘴都干得张不开了，蒙天黑地到哪里找水呢？秦耀文拿起电筒、水壶，不顾老师、同学的阻拦，硬是只身去找水。后来，在当地乡亲的帮助下，他们的饮水问题才得以解决。

    还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叫狗场的地方，碰上了国民党的部队。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国民党兵看苏觉同学身背一个破提琴盒子，外面用布袋裹着，就以为是什么武器，立即拉动枪栓问：“干什么呢？”“流亡学生，找个住处。”“他妈的，不行，快滚!”秦耀文面对荷枪实弹的兵丁，气愤地说：“都是中国人，别没了良心!”说得兵丁恼羞成怒，秦耀文一行差点遭到毒打。

    次日上午，土匪到狗场劫场抢东西。突然“砰、砰、砰”几声枪响，土匪与国民党兵接上了火。一听枪响，天真的戴国惠同学高兴地喊：“打响了，打响了，你们快来看啦!”她像小孩一样好奇，急得老师大喊：“快躲！快躲！”秦耀文发现她处境很危险，一句话没说，冒着弹雨冲进去拉起她跑到一座桥底下，才脱离了险境。

    经过40多天的跋山涉水，他们终于到达了遵义城。周智成与原浙江大学教师岑凤荣(时任遵义师范学校教师、该校地下党支部委员)相遇，遂通过这一关系，找到了任教职业，并把“流亡”进步学生全安排进校就读毕业班。在新的环境下，秦耀文不仅更刻苦学习，而且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他经常给同学讲：“我们要做昂首的红高粱，不做摇头的狗尾草。”同学们都觉得他说得对，纷纷表示要保持民族的气节，团结起来共御外敌。

    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此时，秦耀文读书期满，便由地下党员岑凤荣将他介绍给隐蔽在遵义排军乡中心小学作教务主任的地下党员程途，再由程途安排他到四面山小学作教员，并与早已隐藏在那里化名叫陈学斌的邵容光（贵州思南人)一道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1946年，由于贵州施南地下党组织再次受到破坏，程途、邵容光、秦耀文转移到了重庆。根据工作需要，中共四川省委青工组负责人兼川东特委负责人张子英安排邵容光、秦耀文到四川璧山亚洲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邵容光任总务副主任，秦耀文任班主任兼国文教员。

    亚洲中学，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关怀下，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筹资办起来的，主要是培养革命人才。学校表面上是按当局规定而办，实际上是一个宣传马列主义、共产党革命主张的阵地。老师们教的语文课选的是何其芳、鲁迅、高尔基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或者自己着手编写的乡土教材。秦耀文的政治与文学基础较好，他借教国文和公民课的机会，大量向学生传授《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知识，选用《新华日报》上的文章作教材，同时教唱《兄妹开荒》等革命歌曲，使学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为了丰富学生的知识，秦耀文还组织了课外读书会、文艺研究会、壁报小组、哲学研究会等，进行革命活动。他负责主办的《亚洲导报》和学生班报，每周出一至二期，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起到了“燧石”的作用。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四川省委为了把党的工作深入到农村，尽快将群众发动起来，要求学校教师利用课余和晚上时间，到附近农村去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阶级觉悟。秦耀文等进步教师，乘当局同意办“平教会”之机，以“平教”的名义到农村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唱革命歌曲等。他编写的识字课本，针对性很强，通俗易懂又易记，对农民的教育很大。

    三

    1947年2月7日，在重庆《新华日报》社的张子英通知邵容光、秦耀文到重庆管家巷一旅社，与原在川鄂边(以石柱为中心，包括忠(县)丰(都)万(县)和湖北利川等五县边境创建的游击区)的“五一”工作组副组长秦禄廷见面，并安排他协助秦开展工作，准备培训武装打游击。到川(今渝)鄂边后，秦耀文被安排到石(柱)利(川)边境的利川县建南乡中心小学太平镇分校，以任教为掩护，化名张勤，协助秦禄廷开展地下工作。之前，秦禄廷早在1945年5月就通过统战关系任该校校长，以此为据点调党员白仲山、郎宗文等进校，一边在学校培养骨干，一边依靠培养的骨干冉启华、江诗明等向农村发展，收到很好效果。

    不久，国民党突然查封了《新华日报》社，胡宗南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形势日益紧张。石柱县的特务也开始搜捕地下党人，先后在石柱南路的大柏乡抓捕了地下党员孙相传，在北路的临溪乡(与利川县毗邻)抓捕了地下工作骨干向光轩，反动气焰嚣张至极。特别是八路军从延安进行战略撤退后，国民党当局的报刊大肆造谣惑众，污蔑共产党，太平镇少数“糊涂虫”也跳出来跟着附和。秦耀文听了十分气愤地赋诗相劝：“满街鹰犬闹哄哄，问人何故不随从；受人欺骗情可原，自作牛马最难容”暗贴街上，“糊涂虫”看到后自觉收敛了。

    为了贯彻党中央《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积极准备游击战争，秦耀文受组织派遣，多次往返利川到丰都蒲家乡(今属忠县)和石柱南路(下路)等地，举办党训班、武工队、游击队骨干培训，反复讲游击战术纲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土地法大纲、64条行动口号等。为了让群众很快觉悟起来，他还利用夜晚深入农村教育群众，通过组织“农民互助会”“农民翻身会”等形式，教唱《抗丁歌》《秋风儿》《壮丁歌》《山那边有好地方》《佃客苦》等革命歌曲和他结合当地实际仿写的歌曲《茶馆小调》。其中，有一首《分田歌》是这样唱的：“地是我们开，田是我们栽，庄稼我们做出来，农民兄弟听明白，分田分地理应该，千应该来万应该。”

    为了加快石柱南路游击大队的发展工作，1948年4月，秦耀文主动请缨到石南区域的下路、三星等乡一带，协助区委书记秦玥廷工作。他装成哑巴(因广西口音重)泥水匠、长工等身份，化名蔡哥，住在地下骨干、游击队员秦大贵家，白天干活，晚上与二秦和副大队长罗德顺一起走乡串户发动群众，培训游击队。因坏人告密，当年5月15日，国民党石柱特委会派人前往捉拿，秦大贵为掩护秦耀文脱险，被抓捕关监，受尽多种刑法。敌人以活埋相威胁，逼迫他交出秦耀文。秦大贵宁死不屈，一口咬定秦耀文是外来哑巴临时工，为挣工钱，昨日已走了。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放了秦大贵。

    同年12月初，武装斗争引发川东震动，国民党重庆行辕立即派“八县”指挥官樊龄武装“围剿”，游击武装进行反“清乡”斗争。秦耀文时任战地宣传队长，带领宣传队，冒着弹雨鼓舞士气，使游击队重创敌人，实现胜利转移。游击队先后打下石柱南路的三星、湖海、都会等乡公所，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紧接着，中共石柱县特支为便于指挥整个川（渝）鄂边的斗争，创办了一份《游击战报》，由秦耀文和白仲山负责编辑工作。他们积极汇集材料、撰稿、刻蜡纸、油印等，夜以继日地工作，通过《游击战报》传达了上级重要指示，报道了解放区战场的战绩，刊登了自编的《反老蒋》《打倒蒋介石》等革命歌谣，鼓舞了士气，指导了工作，为推进五县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蓬勃发展发挥了作用。

    四

    1949年6月，秦耀文从山上前往丰都县属蒲家地区传达上级重要指示。由于通讯闭塞，他不知道国民党孙元良部127师379团1营驻进了洋渡与蒲家毗邻的生基湾，行至离目的地不远的马道子时，突然发现前面下来一队敌兵。进退维谷中，秦耀文立即装着在路边解便。他刚蹲下销毁文件，就不幸被敌兵抓住。敌兵从他身上搜出了《游击战报》，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捆绑在蒲家场口黄桷树上。

    秦耀文被捕的消息很快被当地党组织知晓，区委书记秦仕游迅速派交通员秦淑惠(女)以挑凉水为名前往查看虚实。当秦淑惠路过黄桷树时，秦耀文机智地用眼色和咳嗽吐口水暗示快离开，以防组织暴露。

    区委探得实情后，立即研究营救措施，首先找统战人士秦仕圉以秦耀文的亲人为名，带着厚礼前去说情取保，结果不但未遂，自己也被抓了起来。接着，区委准备拉出游击队，乘敌兵押送途中强行救回，最后因游击队只有一个中队且武器装备差，要和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作战困难较大，会给当地群众带来重大损失而作罢。

    其实，敌兵发现秦耀文说话口音“别腔”，又当场从他身上搜到《游击战报》时，就已经认定他是一个“共党分子”了，根本不听当地人秦仕圉的保释，并将二人押送379团团部请赏。

    敌兵将秦耀文关在庙林口，实行软硬夹攻，逼他供出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情况。秦耀文却咬定承认《游击战报》是在解便时拾来揩屁股的，其余一字不吐。敌人追问他籍贯时，他承认抗战时日本人占领了桂林，逃难出来以做生意为生，认识了同姓的秦仕圉。敌兵不信，并恼羞成怒地把他吊在丈多高的梁椽子上，用楠竹扁担轮番乱砍。他仍守口如瓶，宁死不供。敌兵见此不行，又将他双手大拇指捆在一个固定的小木桩上，中间不断加破头楔。每击一锤，敌兵便呲牙咧嘴地问：“你招不招？”他坚强地怒目而视，不予回答。敌兵山穷水尽，无计可施，只好使出更残忍的酷刑——背火背兜、烧八团花、灌水葫芦等，但在钢铁打成的共产党人面前，仍无所获。

    最后，无奈的敌兵，将遍体鳞伤的秦耀文及秦仕圉五花大绑，押送丰都县交特委会关进监牢。丰都县特委会先审问了秦仕圉，秦一口承认抗日战争期间才认识了从广西逃难来的秦耀文。秦耀文进出过他家，是个生意人。见追问不出其他，敌人便把重点仍放在秦耀文身上。

    一个深夜，国民党孙元良驻丰都县125师师长裴荣俊突然下令，由四川省派驻丰都县剿共总指挥杨英先和县特委特务李佑渔、李爵三人，将秦耀文提到六聚合院审问。

    “你是不是共产党？”敌人劈头盖脑地问道。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秦耀文心里明白这深夜审问他，可能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了，再隐瞒也是死，不如公开身份。

    “你们有多少人？”杨英先问。

    “我们的人无计其数！你们投降吧，全中国就快要解放了！”秦耀文斩钉截铁地回答。

    “快交待出你们的组织！”杨英先大发雷霆。

    秦耀文把头一昂，很幽默地说：“哼!你们懂啥？ 共产党有一个铁的纪律，只能承认自己，不交代组织。你们不要枉费心机！”

    敌特恶狠狠地吼道：“给我加刑！加刑！”

    在敌特的酷刑下，秦耀文昏死了过去。

    当秦耀文在牢房里苏醒过来后，同牢的秦仕圉及其他难友都围过去问他怎么样。他笑着回答：“这算什么，没事!”他一心想的是：县委重要指示未能传达到蒲家区委自己就被抓了，同志们一定在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了。敌人就要对自己下最后的毒手了，自己还能为党做什么呢？想着想着，他毅然慷慨激昂地对泰仕圉和同牢的难友们朗诵起自己的绝命诗：“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魂！枪毙怕什么，只要主义真！”

    此后，秦耀文在牢里不时高唱由县委书记秦禄廷作的《总的反攻开始了》：“总的反攻开始了，四路大军已南下；老百姓将来要解放，幸福日子就快到；不分男来不分女，大家同把蒋匪打；推倒蒋家的王朝，人民自己掌国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0月29日深夜，几个刽子手闯进牢房，把秦耀文拖了出去。秦耀文明白敌人要干什么了，便昂首挺胸大声高喊：“胜利就要来了，同志们快起来干，迎接解放吧！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唤醒了沉睡的人民。

    当晚，党的好儿子秦耀文，被敌人押至丰都县名山脚下的牛背池残忍杀害，时年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