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正武

    在临溪镇红阳村兴隆组的土地坡（小地名），曾经住有一位极其普通而又不平凡的村民，他就是曾加入“大刀会”打富济贫、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参加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老英雄刘文贵。刘老生前，笔者曾先后四次登门采访，聆听了他在战争年代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幼年染瘟疫

    1910年9月30日，刘文贵出生于石柱县临溪镇铁扁槽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是当地几家绅粮的长工，挣点微薄收入养家糊口。1918年春，一场瘟疫在临溪、王家、石家等乡镇流行，刘文贵和家人都染了病。当时是军阀割据、豪强争地盘的时代，贪婪的官绅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任疫情蔓延。当年在临溪等地发生的这场疫情，造成当地近一半人不治而亡。

    奇怪的是，当年染病不省人事的刘文贵，被人用一张旧篾席包裹，抱到地里掩埋。突然， 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人们只好弃他避雨去。而雨过天晴之后，乡亲们惊奇地发现刘文贵死而复生，奇迹般地从雨地里爬回来了。

    1926年春，川鄂边区“大刀会”（又称“神兵”）领袖李宽文，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奴役，号召广大贫苦百姓起来武装反抗。刘文贵毅然前往利川投奔了李宽文，练功习武，除暴安良。

    1928年秋，共产党员秦伯卿遵照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以当地群众性社会组织“大同社”为基础，团结了一大批群众，在忠县石宝寨筹建平民革命军。为了提高队员军事技能，秦伯卿亲赴利川商请李宽文协助，求派教练前往石宝寨训练队员。李宽文深明大义，便派刘文贵等8名得意门生到秦伯卿门下任教。

    刘文贵当时只有18岁，虽稚嫩，但功夫到家、人品高尚，被任命为武术教练兼秦伯卿警卫。在平民革命军攻占石柱重镇西界沱、拦截国民党官粮船、奇袭万县武陵镇等战斗中，刘文贵因作战勇敢而受到全体指战员赏识，被秦伯卿提拔为特务队副队长兼教练。

    陷阵西乐坪

    1930年7月29日，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忠县黄钦坝组建后，总指挥李光华率领队伍从石宝寨南渡长江，在西界沱与平民革命军会师。遵照中共四川省行动委员会“两军合并，执行中央‘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和东征鄂西，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指示，部队于8月7日撤离西界沱，次日抵达王家乡西乐坪休整。

    8月15日凌晨，正在熟睡的刘文贵，被远处传来的一阵阵枪炮声惊醒。他从地铺上一跃而起，跑步赶到回龙寺外，见秦伯卿等人正在分析敌情。随后，得令的他带领特务队的50余名队员冲开一条血路，在距回龙寺约30米处接到了突围出来的三路红军游击队总前委书记牛大鸣、政治部主任覃文等人。

    此时，大批敌军从四面嚎叫着包抄而来。刘文贵见情势危急，从背上抽出大砍刀，对特务队员们高喊：“队员们，跟我上！”随即，他挥刀冲入敌群，砍瓜切菜般地猛杀。队员们见教练如此英勇，也一个个如猛虎出山，全歼了这一个连的敌正规军。

    刘文贵在收捡敌军枪支弹药时，忽然一发炮弹在他身侧爆炸，一块弹片从他左肋穿过，鲜血如注般往外冒。他顿时两眼一黑，失去了知觉。待他醒来时，已是第三日下午了。他只听见站在病床前的秦伯卿在说：“这小子昏睡了两个昼夜，总算活过来了！”

    2008年9月30日，刘文贵98岁寿辰。乡亲们给他换新衣时，他指着左肋边的一块大疤痕说：“这个地方差点要了我的命，它是当年血战西乐坪时留下的纪念！”

    走马坪惊魂

    1930年9月初，秦伯卿遵照中共四川省委“再建武装”的指示，率平民革命军余部从黎家坝返回西界沱胡家大湾招兵买马，于当月中旬在万顺坡组建了人民自卫军，10月初又改称共产军。

    刘文贵在黎家坝“八德会”总部疗养了近两个月，于10月底伤愈归队，继续担任特务队副队长。在此期间，省军委又决定将共产军整编为四川红军第56师，秦伯卿任师长，吴逸僧任政委。由于秦与吴在收编教匪武装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吴逸僧私下将特务队长任正炳等一批军政干部带离部队。后来，刘文贵被充实为特务队队长。

    1930年12月3日，秦伯卿接到四川省军委关于“56师东进鄂西，与红二军团汇合”的命令，于12月7日率部从西界沱胡家大湾出发，经黄水坝、双河口进入湖北利川县境，接纳了早与红二军团有密切联系的进步“神兵”瞿廷部，收编了从四川军阀杨森部分化出来的张轩部。部队进入鹞子城后，遇到从国民党20军哗变出来占山为匪的甘占元部，甘主动要求加入红军。由于军情紧急，部队几乎天天都在行军打仗，来不及对张、甘二部进行整编和改造，只临时达成“共同投奔红二军团，行军中互不侵犯，一致对付国民党军阀”的协议。可是，甘占元部匪性难改，军纪涣散，所到之处偷鸡摸狗，胡作非为，严重败坏了四川红军56师声誉。

    1930年12月24日，秦伯卿率部到达鹤峰县走马坪，贺龙派独立团副团长文南甫前来与秦伯卿、张轩、甘占元洽谈收编事宜，议定将56师及张、甘二部改编为红二军团第三路军，仍保留秦、张、甘的地位。但甘占元并非真心诚意投靠红军，到了走马坪后又暗中与湖北军阀夏斗寅联络，称“假降共党，愿里应外合，共剿共军”。不料信使被红二军团侦察员抓捕。甘占元狗急跳墙，杀害了红二军团派往该部的两名政工干部，欲率部逃跑。

    12月29日凌晨，贺龙指挥红二军团包围甘部，秦伯卿率56师配合，击毙甘占元，其部属缴械。红二军团前委在研究收编事宜时，前委书记邓中夏受“左”倾路线影响，错误地认为秦、张二部与甘占元部是同一性质的土匪武装，否定了秦伯卿的共产党员身份。当日下午，红二军团前委以邀请秦、张及所属30余名团队以上干部赴宴为名，在走马坪学堂出其不意地将其全部逮捕，担任特务队队长的刘文贵也属于被捕人员之列。

    1931年1月1日，红二军团指挥部将秦、张及所属团队干部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而特务队队长刘文贵、宣传队队长周林、警卫队正副队长向光煊、苏志儒等人留下再审，所以刘文贵等人幸免于难。

    最后在决定去留时，刘文贵无家可归，愿意继续当红军。周林是石柱县黄鹤乡人，在武汉念大学寒假返家时被土匪秦天池拦截当苦力。56师在利川活动时，刘文贵深入虎穴将周林救出来的，他也愿意随刘文贵留下来当红军。向光煊、苏志儒二人想不通为何红军杀红军，带着部分战士返回了原籍。

    死里逃生的刘、周二人留队后受到重用：刘文贵被任命为红二师十五团特务连副连长；周林是大知识分子，被任命为红二师政治部宣传部长。

    对于“走马坪事件”，刘文贵一辈子都不能释怀。采访中，他曾叹息地对笔者说：“秦伯卿师长、潘元楷参谋长都是真共产党员，是将才，却莫名其妙地被左倾路线者栽赃为土匪头子被杀了，当时我们全师的战士下跪都没有能救出他们，可惜呀！”

    草地大炼狱

    刘文贵在走马坪获救，被编入红二军团2师15团特务连，转战湘鄂川黔，先后参加了攻占利川、迂回石柱、攻克彭水和黔江等战斗。1934年12月，红二军团在黔东与任弼时、肖克领导的红六军团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向西行动的战略转移，又随大部队参加了湘西、鄂西忠堡、板栗园等30余次战斗。

    1935年12月初，在红二、六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面对数十倍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对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确定了突围远征北上的方针。刘文贵所在的红十五团，转战万余里，在十几万敌军的围剿之中，佯动昆明，强攻宾川，集结鹤庆，于1936年4月下旬在云南丽江石鼓渡过金沙江天险，从中甸翻越了哈巴、翁水、邯坡等几座雪山，6月初又翻越藏巴拉大雪山，终于到达西康巴塘。由于当地藏族牧民受到国民党的宣传都躲了起来，部队筹粮十分困难，刘文贵奉命带特务连忍着饥饿，翻山越岭数十里，在一处岩洞中找到牧区反动头人储藏的一万多斤粮食和奶酪，暂时缓解了全团无粮之困。

    1936年6月底，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按照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组建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携手北上，由甘孜进入草地。

    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辛的一段路程。经过长途跋涉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到大草地之前就断粮了。部队到达阿坝时，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把这里能够筹到的粮食已搜寻一空，红二方面军所到之处都是光秃秃的原野。为了生存，团长李文清下令，党员干部要带头尝百草。刘文贵是连长，理所当然要带头示范。

    有一天，战士们采到一些鲜嫩的不知名的阔叶草。刘文贵用铜盆煮熟后试吃。谁知吃后不到一刻钟，就感觉肚子翻江倒海，且头昏脑胀，随后便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垂危之时，他被巡查的李文清团长发现，用两条绑腿带子将他捆在马背上走出了草地，使他又一次大难不死。

    到了晚年，刘文贵回忆这段经历时，不堪回首地说：“我活了近一百岁，吃过不少苦，但比起红军过草地，再苦也不算苦。草地是大炼狱，它吞噬了无数战友的生命。是李文清团长救了我，是战友们把我抬到了哈达铺，让我又多活了几十年！”

    打日寇负伤

    1936年9月，刘文贵所在的红二方面军，在走出茫茫大草地，冲出天险腊子口，到达甘南哈达铺后，又强渡渭水，通过西兰古道，于10月初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师胜利会师。此时，刘文贵被调整到红286团特务连任班长。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以一、二、四3个方面军为基础，缩编为115师、120师和129师，又按“二二制”下设旅团。红二方面军缩编为120师，所辖的红二军团改编为358旅、红六军团改编为359旅，刘文贵被分配到359旅718团特务连。

    不久，718团被整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大部队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后，718团负责留守，番号又更名为警备8团，奉命接管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及吴堡五县黄河段的河防，严防日寇侵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次年2月初，日军第109师团进占吴堡县宋家川对岸的军渡和碛口，不仅危及延安，还严重威胁前线部队的供应线和归路。刘文贵所在的特务连是团里的第一道防线，日夜防守在宋家川前沿阵地。

    1938年5月初的一个夜晚，特务连接到渡河偷袭日军阵地、削弱日军锐气的任务。刘文贵班作为侦察尖兵班，隐蔽渡河后，负责在阵地正面侦察和搜索。他们提前到达隐蔽点，仔细观察了日军占据的王老婆山地形，并将敌方炮位、轻重机枪位置和我方进攻线路描绘后送达团部。次日凌晨，刘文贵奉命带尖刀班向日军阵地发起偷袭，成功炸毁了敌迫击炮、重机枪等火力点。

    驻守王老婆山的日军在遭到我军4个连的突然袭击后，很快又控制了混乱局面，凭着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优势，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使战斗比预想的更激烈、更残酷。最终，我方以人多势众的优势，全歼了这股200多人的鬼子。在白刃战中，刘文贵以精熟的武功力敌2个鬼子。

    此次偷袭战，共生擒了4名日军士兵。在返程途中，路过一处悬崖时，一个鬼子顺势滚下山崖摔死，另一个用头猛撞路边大树而亡，另外两名活着的日军士兵，成为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抓获的第一批日军俘虏。

    偷袭日军据点的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在返程渡河时，被增援的日军用迫击炮炮击。其中，一发炮弹击中木船，溅起的一块二指宽的木屑像尖刀似地刺入刘文贵右大腿，顿时鲜血直流。刘文贵随后便倒在冰冷刺骨的黄河波涛中，失去了知觉。在岸上指挥撤退的文年生团长，迅速而果断地指挥抢救落水的指战员。生命垂危的刘文贵被救上岸后急送至后方医院，经抢救而脱险。死神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

    泼皮河脱队

    1942年夏，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决定成立以贺龙为司令员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刘文贵所在的部队被编为警一旅二团，军事上负责张村驿至马栏20多华里的防线。当时，除要防备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边区外，部队还要以大生产为中心，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警备二团一营负责留守，刘文贵所在的二营和三营随团部到槐树庄开荒种地。

    1944年冬，刘文贵所在部队奉军委命令，撤离屯垦了两年之久，有第二南泥湾之称的槐树庄，与385旅770团一起抵达延安，加入新组建的豫西抗日游击大队第三支队，刘文贵被任命为一团二营七连二排副排长。第三支队与第四支队一起开赴豫西，共同开辟河南根据地。11月初，刘文贵随大部队踏上了两渡黄河、千里行军的征程。

    1945年1月，部队抵达登封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第一、第二支队相互配合，在临汝、禹阳、郏县等地避实击虚，消灭日伪军1000余人，后又转战嵩山、伏牛山，与北上开辟嵖岈山根据地的新四军一部会合，占据平汉线以西以嵖岈山为中心的大片地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下山抢夺胜利果实，并以数百万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河南军区在司令员王树声的指挥下，在豫西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通过双沟、祁义两次战役后，刘文贵随部转移到平汉线以东的宣化店地区，又参加了占领新县、小界岭等战斗。

    1946年夏，人民解放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此时的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对我军实行了层层包围。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部队突围。刘文贵所在部队已被编入独立三旅二团，转移到河南新县浒湾南山时，在泼皮河与围堵我军的国民党大部队相遇，激烈的战斗从早上8时持续到下午5时。经过拉锯式的反复争夺，敌人最终被击溃。

    不幸的是，在最后一次反冲锋时，刘文贵左大腿中弹无力行走，被战友抬到老乡家疗伤。令他想不到的是，当腿伤初愈时，部队突围后已不知去向。这一带是国统区，国民党军警和地主武装时常到乡下清乡，搜捕我军伤病员。为了不连累老乡，刘文贵拄着拐杖，装扮成一个讨口要饭的乞丐，沿着平汉线往南走。走到武汉后，又沿着长江一步一步往家乡走。直至1950年春，他才回到已经解放了的故乡石柱县临溪镇。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刘文贵没有部队的任何证明书，由此而失去了军籍。

    刘文贵回到故乡后，担任乡民兵队长，在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维护社会稳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2009年2月27日，刘文贵在临溪镇红阳村兴隆组土地坡与世长辞，终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