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正武
游击队扩编
1934年4月10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省利川县文斗乡十字路，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史称十字路会议），作出了《关于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任务，就在于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扩大游击战争，要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农民暴动，扩大到利川、石柱、黔江、咸丰、宣恩等周围。”为加强党对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会议决定建立中共鄂川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鄂川边工委），由冯义发任书记，刘汉卿、花顺涛、傅忠海、李遂生、王怀廷等为委员。
为贯彻落实“十字路会议”的精神，贺龙、关向应指示，鄂川边区的武装斗争，以独立团、川鄂边红军游击队为基础，把在鄂川边活动的小规模游击队、民变武装集中起来，组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红军队伍，形成拳头，牵制敌军有生力量，使红三军主力能够放手创建以南腰界为中心的黔东南革命根据地。朱清武、傅忠海根据贺、关首长的指示，联络利川的王怀廷、牟来松、张大善等几支游击队，先后汇集到三湾箐，总人数已达1000余人，拥有长短枪500余支。5月中旬，遵照鄂川边工委的决定，朱清武、傅忠海在利川县文斗乡三湾箐，将川鄂边红军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鄂川边游击总队（以下简称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朱清武任总队长，傅忠海任总队政委，向天阳任总队书记官，下辖七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大队以下按“三三制”设中队和分队。
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成立后，考虑到群众工作和战地救护的需要，还招收了以张凤英为队长的宣传队、黄明凤为队长的战地救护队。根据傅忠海回忆，这13名女兵表现十分出色，后来大多牺牲在反围剿战斗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
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的组建，不仅解决了过去游击队之间力量分散、各自为阵的状况，而且对于开展新区域革命，走“创建新苏区道路”，使部队向正规化管理迈出了第一步。有一首当时在部队传唱的啰儿调为证：
十字路会议舍，
指方向哟喂；
各路人马嘛啰儿啰，
合力量哟喂。
苏维埃运动舍，
形势好哟喂，
边区发展嘛啰儿啰，
有看头哟喂。
大队建支部
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成立后，按照“十字路会议”提出的关于“在农民委员会、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中组建共产党支部，吸收在对敌斗争中的骨干入党”的要求，立即着手在骨干中发展党员。仅一个月时间，董成清、唐先龙、谭友鸾等100余名干部战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共产党员人数的增加，红军游击总队建立了由傅忠海任书记的总支委员会，各大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委员会，支部书记由各大队政委兼任，加上特务队和总队部，共有9个党支部，并在各中队设立党小组。当时，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尚未设立政治部，但在发布公告时，仍然以总队政治部名义发布。
党支部建立在大队，其战斗堡垒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得虽然不够充分，但特别注重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先锋模范作用。政工干部特别注重对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讲五湖四海不允许搞山头主义。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共产党员能够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讲团结、顾大局，切实发挥了表率作用，无形之中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组织建立后，党总支和各支部都配备了组织、纪律、宣传委员，在工作中分工明确，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通过党组织的政治思想教育，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不仅有了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的意识，而且懂得自己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战斗，是工农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有责任和义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劳苦大众谋翻身求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因此，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能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斗争环境中没有怨言，且甘心勇往直前将革命进行到底。
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在党的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讲民主。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官长不打骂士兵，一切缴获要归公，官兵待遇平等，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士兵有开会提意见的权利，经济开支公开透明，官兵每月有十几毛乃至几十毛的“伙食尾子”。这些办法，虽然都是傅忠海从主力部队照搬过来的，却很管用，指战员都很满意。尤其是新入伍的农民和起义投诚的士兵更是满意。因为队伍中的有些农民过去连“袁大头”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在革命队伍里还可攒点小钱，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对于起义投诚士兵，他们能感觉到红军部队与军阀部队是两个世界，在红军队伍里虽然物质生活差，军纪也特别严，但在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同样的一个人，昨天在军阀队伍里纪律涣散，在战斗时畏缩不前，今天在红军队伍里却遵规守纪，在战斗时英勇无畏，这就是党的政治工作和民主作风的效果。
更值一提的是，党总支特别注重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总队、大队乃至各中队，都配有宣传干部。每到一地，不仅要深入群众宣传政策，而且还要就地取材书写宣传标语，编写一些使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山歌、顺口溜、快板词。红军游击总队进驻新场乡时，土豪恶霸闻风而逃，有逃之不及跳粪坑的，也有钻进棺材装死的。总队书记官向天阳即兴编了一首《画像》的山歌，把当时的情形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歌曰：
甲戌五月天兵降，
红军打富到新场；
穷人高兴齐欢迎，
土豪哭啼忙逃命。
老土豪，李长安，
躲进棺材装死人；
脸盖火纸双脚伸，
憋得气都出不匀。
恶保正，袁爵生，
一下跳进茅屎坑；
粪蛆糊满上下身，
捏住鼻子不吭声。
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进驻栗沙乡时，宣传队还在岩壁上书写了《只靠朱毛救穷人》的打油诗，被当地人当成山歌广为传唱：
受苦干人要翻身，
不靠天来不靠神；
靠天靠神靠不住，
只靠朱毛救穷人。
借枪与筹款
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成立后，队伍不断壮大，但1000余人的队伍，长短枪仅有500余支，其余就是大刀、长矛、柴刀、斧头等武器，在对敌作战时难以发挥战斗力。因此，总队在加强部队正规化管理的同时，将解决武器弹药作为迫在眉睫的重点任务之一。
红军游击总队建立之初，由于装备落后，枪支弹药缺乏，就尽量避免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在筹备武器的过程中，除了动员开明绅士献枪外，主要靠向中小绅粮“借枪”。当时，鄂川边区一带的绅粮为了防匪，家中都备有枪支弹药。为了分化敌对势力，总队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一般中小绅粮，只要没有民愤，就不作为打击对象，但对于枪支弹药，有两支的就找其借1支、5支的借3支、10支的借6支。总队把借枪的任务下达到各大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借到了60余支枪。
朱清武认为，靠借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装备问题，又动员各大队筹款买装备。在筹款过程中，石柱还发生了一起传奇趣事。
起因是总队书记官向天阳，利用其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的声誉，向素有交往的绅粮王大珍“借”了300块大洋交给总队买枪，但还觉得少了点，又向他在栗子坝的妹夫马凤明求援。马凤明家经济并不宽裕，手长衣袖短，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左右为难之时，突然想到同村的土财主“刘抠门”，便心生一计，决定向刘“借”钱助红军。“刘抠门”名刘祖仲，虽说目不识丁，但却生财有道，置有地产20余石。他除农忙时下地干活外，闲时牵上10余匹骡子跑马帮做买卖，积攒了不少银钱，在当地虽称不上土豪，却也算得上一方的土财主。他将跑买卖挣得的银元、铜板都装进坛子，存放在居室夹墙里。每当夜深人静时，总要将坛子一个个抱出来数里面的钱。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数钱时银元发出的叮当声。
说“刘抠门”抠，确实抠得令人不可思议：除家里添置农具花点必要的小钱外，吃的是淡饭，喝的是粗茶。全家人穿的是疤上又补疤的粗布衣服，不仅不让子女上学念书，甚至自家闺女十六七岁了，想缝制一件细料花布衣服、打根银簪子、买把木梳什么的都不允许。跑马帮时背上一袋包谷粑粑，饿了啃冷粑，渴了喝泉水，挣10元花1元都心疼得要命，更不用说坐茶馆喝茶、到酒馆饮酒等奢侈消费了。人们见他如此之抠，便给他起了个“刘抠门”的绰号。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他叫“刘抠门”，没人称他刘祖仲了。
视钱如命的“刘抠门”，岂能轻易将银钱借与马凤明？然而，马凤明认准找“刘抠门”“借”钱，就自有他的妙招。原来，“刘抠门”早就认准马凤明在狮子坝的几亩地，多次打口风想买，都被马家拒绝。当马凤明提出借钱时，“刘抠门”也不问借钱何用，一口答应借300块大洋，借期一个月，条件是以狮子坝的几亩地作抵押。而马凤明又一心想尽快把钱“借”到手，便满口答应“刘抠门”提出的条件。当日，马凤明便亲笔书写了借钱契约，“刘抠门”便将300块大洋交与马凤明。马凤明将大洋拿到手后，随即送到金铃坝，如数交给了向天阳转交总队。
一个月的期限过去了，马凤明闭口不谈还钱之事。“刘抠门”心急火燎地登门追款，马凤明却一口否认，两人为此争执起来。一个说有借款契约，一个说只要拿得出借契就立马还钱。“刘抠门”一心想把马家的地拿到手，便强拉马凤明到沙子关，找了个喝茶的茶馆，把乡里保长和几个有名望的绅粮请来断理。当“刘抠门”给众人亮出借契时，在场的人都惊诧不已，笑破肚皮。其借契内容是：“立据之人马缝缝，今借到刘祖仲300个竹筒筒，年息二五。逾期不还，以狮子坝大石头作抵押。”众人都说：“这不过是一戏言，何必当真。”“刘抠门”被众人奚落，哭笑不得，只好付茶钱自认倒霉。
后来，朱清武和傅忠海得知此事，严厉地批评了向天阳，说“刘抠门”并非打击对象，限期要向天阳登门还款认错。当“刘抠门”得知是红军为购置装备筹款时，当即将300块大洋捐托向天阳转交总队，还埋怨马凤明为何不直言相告。为了支持红军，“刘抠门”还亲自将自家产的5石粮食、一头肥猪送到金铃坝劳军。
红军游击总队为了增添武器装备，还分成若干小分队，采取摸敌人哨兵、打地方小股民团武装、袭击守卡的盐警、打土豪劣绅等方式夺取枪支弹药。当时的鄂川边区，由于多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习俗，只要有银元和大烟土，就能换得枪支弹药。有钱人家都有看家护院的家丁和枪支弹药，多少凭实力而言。这些人靠国民党政府撑腰，依仗手里的枪杆子，横行乡里，欺压穷苦百姓。游击队凭实力对付这些地主武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民愤大，就决定打。每打下一家土豪大院，就像过年一样热闹，枪支弹药一律收缴；浮财、粮食分给穷苦百姓；大洋、烟土用来买枪。通过这些办法，总队在短时间内就搞到了400余支枪，使红军游击队的战斗力迅速得到了提升。红军游击队战士手中有了枪，高兴不已，自编了一首山歌传唱，其中一段歌词是：
没有枪，敌人给我们造。
没有钱，老财给我们备。
有困难，吓不倒游击队。
有险阻，挡不住英雄汉！
兵败竹子营
1934年5月下旬，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进入新场、水田坝、太平槽、栗子坝、冷水溪及利川的箭竹溪、白杨坪等地，在方圆100公里的鄂川边区活动，并以大队为单位开展打富济贫，先后惩治了李明杰、李长安、余先杰、袁升爵、秦光发、何光坤等土豪恶霸，活捉了20多名土豪，缴获长短枪40余支、子弹2000余发、马尾弹100余枚、大洋3500多块以及铜钱、烟土、布匹、绸缎等大批物资，补充了部队的装备和给养。
国民党在石柱的湖镇乡驻有张仕华的团防大队，配合川军协防通往沙子关至县城通道。冷水乡竹子营的杨盛梁地主武装，也配合川军在鄂川古驿道回面坡设据点。这两支反动武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装备精良，是红军游击总队向鄂川边发展的绊脚石，更不利于进出鄂川两省活动。朱清武、傅忠海召集中队长以上干部研究，决定集中兵力，拔掉敌人的这两支反动武装。
6月12日晚，朱清武派四大队留守金铃坝，并叮嘱大队长董成清、政委曾照辉，若遇大股敌军来袭，以吹筒为号，掩护根据地群众向七曜山脉的环带山一带撤退。他和傅忠海各带三个大队，分两路从金铃坝出发，于13日拂晓在太平槽汇合，包围了驻在湖镇三圣宫的张仕华团防大队营地。由于叛徒告密，张仕华带团防提前撤到后山隐蔽，使红军游击总队扑了空。朱、傅二人又率队马不停蹄地扑向竹子营，攻下杨盛梁宅，缴获步枪18支、子弹600多发、马尾弹50余枚和大量物资，但杨盛梁带大部从后山溜走。为逼杨盛梁就范，红军游击总队将其二姨太袁氏、儿媳李春兰及3个子女扣作人质，并在竹子营宿营。
竹子营杨家大院位于冷水乡西北部，距冷水乡公所3华里，地处两山对峙的一个山凹夹槽里，周围是茂密的竹林，是兵家大忌的宿营之地。红军游击总队由于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已是疲劳之极，加之杨宅有吃有喝，因而就草率地决定在此地宿营。而撤到山上隐蔽的张仕华，已于当日清晨派人飞骑密报国民党石柱县政府。石柱当局急派县保安大队及悦来、石家、鱼池、黄水等地团防1000余人，连夜赶到竹子营，并抢先占据两山有利地形，摸掉了岗哨，包围了杨家大院。此时，红军游击总队官兵仍在酣睡之中，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
6月14日拂晓，敌人从四面向竹子营发起疯狂进攻，在重火力的掩护下，呐喊着冲下山来。一时间，枪炮声、马尾弹的爆炸声响彻山谷。沉睡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慌忙仓促应战，刚冲出院墙大门就被堵回，密集的马尾弹在院坝和屋顶上爆炸。情急之下，朱清武令七大队掩护，准备与傅忠海各带3个大队强攻东西两座山头。
参加此次战斗的队员大都是新战士，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实战，听到枪炮声就惊慌失措，大呼小叫，乱跑乱撞，队伍失去了统一指挥。在处于混乱的危急时刻，总队书记官兼六大队政委向天阳挺身而出，高喊：“共产党员、干部跟我上！”迅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担当起阻击敌人的任务。特务队长黄明山，则率领特务大队战士在前面拼死突围。朱清武对傅忠海说，你快带五、六、七三个大队先行，我带一、二、三三个大队断后，赶快往七曜山撤退。
经过激烈的拼杀，朱、傅等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去。而掩护突围的总队书记官向天阳、大队长牟来松和张大善、大队政委何成林和高尚孝等10余人，被围困在竹林里，弹尽负伤被俘。他们被押送到石柱县城受尽百般酷刑，仍然坚贞不屈，最终被反动派杀害于鲤塘坝龙河边。有向天阳在狱中书写的二首《绝命诗》为证：
（一）
有心上山不怕虎，
立志革命不怕刀；
钢刀当作木凳坐，
铁链当作裹腿包。
（二）
怕火不是真黄金，
怕死不去当红军；
枪林弹雨色不变，
断头台上心不惊。
在激烈的突围战中，司号长杨俊山左脸腮被弹片炸穿，在傅忠海令杨吹调兵号时，因腮帮漏气，怎么也吹不响，情急之下，让人拿来一条毛巾死死堵住伤口，才吹响了军号，使部队在“敢死队”开辟的血路上冲了出去，保存了革命力量。有诗为证：
杨号中弹脸腮破，
吹号漏气毛巾堵；
号声调动三军移，
英雄气概人人敬。
竹子营遇袭，使红军游击总队干部战士伤亡三分之二。敌人攻占竹子营后，在院宅内、周围山上，疯狂捕杀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并抓来当地群众，将500多名红军游击队死难者遗体扔下竹子营附近的山谷里。那些连姓名都无从查考的革命烈士，长眠在石柱老区，静静地与青山作伴，只有七曜山的青松和潺流的山间小溪，仍在默默地诉说着英烈的壮举和那场战斗的惨烈。后人为缅怀英烈，赋有一首七律诗感叹曰：
红军犯忌宿竹营，
麻痹大意轻敌军；
减员部众三去二，
损失惨重教训深。
英烈葬身山谷里，
无从查考姓与名；
满山松柏四季青，
告慰九泉英烈魂。
6月15日，张仕华、杨盛梁带着各团队沿着红军游击总队撤退路线穷追不舍，残酷杀害100多名负伤掉队和失散的指战员。张仕华向县保安大队长献计说：“此次要乘胜剿灭朱清武这股赤匪，我们来个‘梳篦式’清乡，决不放走一个。若放虎归山，将会后患无穷。”后人有诗曰：
张梁二贼太疯狂，
杀人如麻似豺狼；
放言全歼游击队，
哪知痴心成妄想。
血染金铃坝
6月16日，张仕华、杨盛梁在太平槽狮子茆召开“齐团”大会，强迫湖镇、冷水等乡的群众参会。会上，张仕华一手举枪，一手握马鞭，令每家每户去一男子随同“清乡”。他歇斯底里狂吼道：“哪家不去人就以‘通匪’论处！”为了胁迫群众，这些匪徒还将在追击红军游击总队时俘获的总队七大队副大队长谭友鸾、中队长马大和一名战士砍头祭旗，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随后，张仕华、杨盛梁带着1000余人的反动武装，扑向鄂川交界的土溪河、偏阡坝施暴。张仕华挥舞着手枪，咬牙切齿地叫喊：“给我烧，把匪窝全部烧光！”于是，这些匪徒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撵得鸡飞狗跳，70多名未来得及撤离的群众遭到杀戮。土溪河一带的吴家院、老房子、黄家湾、大塘、二台坪等10余处大院、40多户民房被烧成灰烬。在土溪河“红军医院”疗伤的60多名红军游击队伤病员在转移途中被抓捕，押至偏阡坝遭到集体枪杀。20多名不愿撤离的老弱病残农民被捆绑吊打，折磨得死去活来。
石柱新场的国民党“三乡”清乡大队长李明杰，获悉红军游击总队兵败竹子营，朱清武已率余部撤退的消息时，迅速纠集团防兵丁30余人，带着国民党川军周成部一个连赶到金铃坝，厉声叫喊：“金铃坝是匪窝，给我全部烧，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穷鬼们分了老子的地、抢了老子的粮，今天老子要叫他们不得好死！都给我杀！”匪徒们又将朱家院、向家院、泡桐坝、白果湾、大地坪、香水坝等处民房烧成一片瓦砾。一时间，敌人的烧杀抢掠，使金铃坝根据地成了无人区。
负责留守的红军游击总队第四大队，在第一时间获悉总队在竹子营遇袭，损失惨重的消息。大队长董成清、政委曾照辉、副大队长黎永田预感到敌人将至，立即分工，各带一个中队到各地掩护和组织群众撤离。由于敌众我寡，大部分指战员为掩护群众转移，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搏斗中壮烈牺牲。董成清、黎永田及战士吴明魁等10余人，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受尽了坐软板凳、穿饭食骨等酷刑。黎永田在被押送至新场途中，大骂李明杰是国民党走狗，被李明杰乱刀砍死在新场后垭口。董成清、吴明魁等人被押送到沙子关，悬吊于场郊边的麻柳树上，敌人还强迫群众去围观，而董成清等人口中仍然在痛骂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最后被集体枪杀。
敌人血洗金铃坝根据地，首当其冲的就是朱清武及家人。李明杰不仅亲自点火焚烧了朱家大院，还四处搜捕其家小。本来朱清武家人在四大队的掩护下已安全转移，但其12岁的孙子朱正宽，走到半途又想起还有什么东西未拿走，只身悄然折回去拿，尚未到家就被匪军抓住，受尽了酷刑。李明杰为了“钓朱清武这条大鱼”，将奄奄一息的朱正宽押解到新场，在乡公所关押了近两个月。尽管李明杰处心积虑，但始终未能钓到朱清武这条大鱼，便失去耐心，欲杀害朱正宽。在李明杰准备行凶的当晚，朱正宽被一黄姓乡丁悄悄放走，从此流亡他乡，直到全国解放。利川三湾箐一何姓私塾先生，耳闻目睹了敌军在金铃坝的暴行，题有一首顺口溜叹曰：
清乡血洗金铃坝，
凶残当数张李杨；
奸杀抢掠做绝事，
全乡民房变瓦砾。
多亏红军来掩护，
乡民转移走他乡；
期盼红军再回来，
报仇雪恨解民愤。
环带山阻敌
6月16日，朱清武率领从竹子营突围出来的后卫150余人，在掩护傅忠海率领的前部向七曜山撤退后，绕道万胜坝，走白洋塘，再从鱼泉口翻越七曜山，于17日到达利川境内的环带山。此时，四大队二中队长余中伦也率40余名战士，护送200多名金铃坝根据地群众来到此地。余中伦是朱清武的外侄，见到舅父时，便伤心哭诉四大队遭受重创及金铃坝根据地遭血洗的惨状，并告知朱正宽失踪的情况。朱清武听后强忍悲痛，与王怀廷、冉崇品等人对转移出来的群众进行安抚。金铃坝是当初“神兵”的发源地，“神兵”大队改编为红军游击大队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此时与突围出来的亲人相见，娘唤儿、妻寻夫、子喊爸，哭叫声一片，其场景令人目不忍睹。
正当军民相聚之时，哨兵前来报告：张仕华、李明杰带人马沿途追上来了，相距不到20里；从小河方向也来了一股保安团，人数大约100余人。大家听说敌人又追来了，都红了眼，非要报仇不可，一个个都摩拳擦掌 ，同仇敌忾。面对军民的激昂情绪，朱清武对王怀廷、冉崇品等人说：“气可鼓，不可泄。我们现在有近200多人，连同撤出来的民兵队，也有250余人，可以在这里再打一次伏击。一是可以掩护群众转移，二是可以打开撤退的道路。即使打不好，我们熟悉这一带的地形，可以隐蔽和转移。”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在半坡设伏，先打利川的保安连。
当日中午，朱清武将部队带到半坡的一个狭长地带，与冉崇品各带100余名战士埋伏在大路两侧的灌木林里。不到半个小时，利川一个保安连向埋伏地急驰而来。当其进入“口袋阵”之后，朱清武大刀一举，高喊一声“打！”顿时，密集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就像无头的苍蝇在夹槽里呼号乱跑，死伤一片。敌保安连长带着几个兵丁拼死爬上坡来，钻进丛林准备逃命，恰好碰上朱清武。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的朱清武挥舞鬼头刀，宰瓜切菜般地将敌连长及几名敌军砍死在丛林里。这次伏击战，全歼利川一个保安连，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振奋了士气。
战斗结束后，朱清武认为此时乘胜收兵，可变被动为主动，决定迅速向双庙子一带转移。临行前，朱清武站在高处，热泪盈眶地对依依不舍的乡亲们说：“这次在竹子营的仗没有打好，牺牲了不少子弟，也连累你们背井离乡，这个仇迟早要报的。反动派欠下的血债我们不会忘记，乡亲们可暂到各地投亲靠友，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
朱清武待乡亲们全部撤离后，才念念不舍带着部队消失在密林中。未曾想到，这次离别就成了永别。后人有诗为证：
含泪告别众乡亲，
子孙离散心如焚；
此去一路险象生，
宏愿未竟成永别。
兵退双庙子
话说竹子营突围时，傅忠海率前部100余人，紧随特务队杀开的一条血路，拼死冲出重围，经太平山、走大树根等地，到达利川干溪，向文斗与小河交界的马鹿池方向撤退。当晚，傅忠海与五大队大队长刘国定各带数十人，宿营老房子和化沟湾。殊不知，宿营地距利川联保主任徐盖卿团防驻地只有2公里，红军游击队刚脱虎口，又进了狼窝。
16日拂晓，当游击队还在熟睡之时，老房子周围突然枪声大作，徐盖卿团防大队在叛徒何成林、何保林的带领下，包围了老房子。傅忠海与特务大队大队长黄明山指挥部队奋起反击，但因敌众我寡，多次突围都被压回。为了节省弹药，黄明山带特务大队蹲在围墙根下等待时机，下令不要向外盲目开枪。徐盖卿见院大门紧闭，院内又无动静，就令团丁搭人梯爬墙，企图翻墙入院搜索。特务大队则在墙内静候，敌人翻进来一个就宰一个，10多个团丁都在无声无息之中丢了性命。
七大队政委李遂生见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便急中生智，将战士们携带的银元收集起来，大把大把地掷出墙外。趁敌人一窝蜂地抢钱之际，傅忠海令打开大门，指挥部队夺路而走。突围时，傅忠海头部被流弹击中，在黄明山、警卫员冉正明等人抢救下脱离危险。
中午，部队转移到小河乡严家堰，与从化沟湾赶来的五大队大队长刘国定一部汇合，傅忠海决定将部队带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双庙子休整。
16日下午，张仕华和杨盛梁带领追兵进至太平山，向小河逼近。傅忠海躺在病床上，召集刘国定、李遂生、黄明山等人研究，决定以虚击实，疑兵退敌。当夜，刘国定、黄明山率领100多名精干队员，从一马帮那里借来近20匹马骡，从双庙子直奔小河场，时而将马分成两三匹一队，时而又分成四五匹一列，时而全部集中，在小河街上循环往复地走了一通宵。
次日，小河一带的老百姓都说：“贺龙红军的大部队又开过来，在小河街上过了一整夜，人多马也多，那个阵势不得了！”敌探听到当地群众都这么说，急忙报告张仕华。张仕华信以为真，急率兵丁仓惶撤回石柱县境。有鄂川边百姓编唱的一首山歌为证：
红军聪明有智慧，
小河场上布疑兵；
手牵骡马转通宵，
吓退张梁二贼兵。
17日晚，朱清武率后卫部队200余人，从环带山经鸡公岭进入双庙子，与傅忠海汇合。此时，红军游击总队仅剩下300余人。为缩小目标，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朱、傅二人商定，暂将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改称为“利川县游击队。”朱清武一面安排部队休整，找医生为傅忠海和一些负伤的战士治伤，一面派出侦察员四处寻找鄂川边工委和鄂川边红军独立团。有后人一首打油诗为证：
红军转移太蹉跎，
脱离虎口进狼窝；
残部仅剩三百余，
改头换面寻生机。
会师龙乡台
6月20日上午，朱清武与刘国定、王怀廷、冉崇品、曾照辉等人，围坐在病榻前，看望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傅忠海。突然，黄明山前来报告：在谢家岩传来激烈的枪声，经打听是鄂川边独立团被鄂军新三旅薛之轩团包围，战斗异常激烈。朱清武一听到这消息，既振奋，又担心，立即集合队伍，命令王怀廷、曾照辉带一个中队留守，自己亲率200余名指战员跑步前往谢家岩增援。
谢家岩距双庙子20余华里。当朱清武率部抵达时，这里的群众告知：红军已从谢家岩突围了，前面跑的是红军，后面追的是白狗子。朱清武立即将队伍散开，手举大刀，大吼一声：“跟我上！”便带领战士们在敌人后面猛打猛冲，激烈的枪声、战士们的喊杀声震动山岳。
正追在兴头上的敌军莫名其妙，薛之轩更是气得要死。本以为此战能消灭鄂川边红军独立团，好去上司那里邀功请赏，未曾想到从天上掉下一路人马，在后队里横冲直闯，气急败坏的薛之轩只好命令部队调头迎战。
独立团本已苦战了大半天，弹药几乎耗尽，突围后又被穷追，已经疲惫不堪。正在拼命后撤时，突见敌军调头，估计是哪路游击队前来增援了，也回过头来朝敌军屁股后面猛打。薛团腹背受敌，丢下一地尸体，向山下狼狈溃逃。
谢家岩解围后，朱清武与独立团团长刘汉卿握手，刘汉卿又介绍朱清武与工委书记冯义发、政委花顺涛会面，约定次日两军在老屋基龙乡台会师。
6月21日，朱清武令警卫队用滑竿抬上傅忠海，率部来到龙乡台，与鄂川边红军独立团胜利会师。傅忠海头部伤口化脓，处于半昏迷状态，待稍清醒时，便强忍伤痛，向工委汇报了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在竹子营遇袭，金铃坝根据地失守及目前的兵员、干部及枪支等情况，建议将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与鄂川边红军独立团合并。工委采纳了傅忠海的建议，同意将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成建制并入独立团。
两支队伍合并后，朱清武任第七大队大队长，傅忠海任大队政委。独立团原有四个大队，总人数由原来的500余人减员已不到400人，而合编后的七大队，其兵员素质和武器装备皆超过独立团。本来是为独立团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却因山头主义作祟，朱清武遇害，红军也遭到重大损失。后人有诗为证：
为使红军力量强，
两军合并理应当；
山头主义来作祟，
致使损失难估量。
朱清武被害
中共鄂川边工委作出将红军游击总队编入独立团作为第七大队的决定后，由于七大队的干部及主要骨干几乎个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且武器装备都远胜于独立团原有的四个大队，加之朱清武文武兼备、威名远扬，政委傅忠海久经沙场、年轻有为，刘汉卿深感不安，便决计除掉朱清武，以解心头之患。
刘汉卿，湖北长阳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保卫局特务队三分队任分队长，长时间在“左”倾机会主义者夏曦、江淇身边工作，受“左”倾路线影响特别深。他带领的三分队，专门负责看押“左”倾路线抓捕起来的“犯人”。在夏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口号下，对“犯人”比对阶级敌人还残忍，不是捆绑吊打就是不给饭吃，行军时罚“犯人”背沉重的东西，“犯人”走慢了还要受到无情鞭打。
1933年12月22日，贺龙率红三军攻下黔江县城，29日撤离时，刘汉卿受夏曦指令，秘密将被打成“改组派”的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杀害于黔江县城北门外，使贺龙非常气恼。
红三军撤离黔江退到咸丰，留下60多名伤病员在活龙坪疗伤，指派花顺涛、刘汉卿等人在此照顾伤员，目的是不再让其在夏曦身边胡作非为。刘汉卿就带着轻伤员在活龙坪一带打富济贫，收缴土豪劣绅的枪支弹药，吸收了当地100余名贫苦农民参加红军，旗号是红三军独立团，刘汉卿自任团长，花顺涛任政委。
1934年3月，独立团转移到利川，奉命吸收了李景凯、邓永兴等人领导的几支小规模游击队，将队伍发展到500余人，经贺龙、关向应批准，更名为“鄂川边红军独立团”，刘汉卿任团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中共鄂川边区工委成立后，随独立团行动，而刘汉卿却独断专行，根本不把工委书记冯义发、团政委花顺涛放在眼里，使独立团成了事实上的枪指挥党。
6月22日，刘汉卿率独立团开往利川大沙溪，当晚就以开军事会名义，将朱清武及七大队中队长以上干部全部抓了起来，称这些人曾经是“神兵”，且由民变武装改造而来，以给部队带来不纯洁为由，将其关押起来进行“肃反”审查。
3天过去了，这些干部没有归队，七大队的战士们就自发结队，荷枪实弹到团部抢人。战士们占据高地，用机关枪封锁团部进出通道，高喊：“还我们朱大队长，还我们傅政委！”刘汉卿见势态严重，便出面搪塞，却被战士们愤怒质问：“我们的朱大队长、傅政委、中队长们都到哪儿去了？什么会要开几天时间，连面都不让我们见？今天不放人，你也别想活！”刘汉卿见事已闹大，无奈只好请出傅忠海出面解围。傅忠海坐在担架上，强忍着对刘汉卿“肃反”的不满，一面耐心解释红军不能打红军，一面要刘汉卿立即放人。刘汉卿眼见不放人已无法收场，只好释放了七大队的全体干部，暂时平息了事态。
6月26日，傅忠海在工委书记冯义发的劝说下，由中队长余中伦、警卫员朱玉清、冉正明等人护送，前往咸丰大村疗伤，临行前还再三对冯义发、花顺涛说，一定要管好部队，不能内讧。
然而，就在傅忠海离队的第二天，刘汉卿以部队集合为名，将七大队排列在二、三大队之前，命原地架枪接受训话，随之下令各队上前5步。七大队的指战员们于无形之中离开了武器，被二、三大队轻松收缴了枪支。刘汉卿当场宣布朱清武等人是“改组派”，将朱清武、冉崇品、黄明山、刘国亭、蒋跃龙、唐先龙、秦化成等干部绑押，也不经工委集体讨论，就悍然下令将其立即处以极刑。
极刑前，朱清武老泪纵横地喊道：“我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多次被悬赏一万块大洋通缉未掉脑袋，从寻找贺龙到参加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料到不是死在杀敌的战场上，而是被自己人所杀，何罪之有！”朱清武还挣扎着向刘汉卿请求，在未死之前，希望能见傅忠海一面。刘汉卿根本不容朱清武说话，连连挥手令人将其推到溪河边杀掉。朱清武边走边喊：“用刀砍，用刀砍，子弹留作打敌人！”这位威震敌胆的农民革命首领，川鄂边红军游击大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石柱老区人民的优秀儿子，就这样倒在“左”倾路线者的屠刀之下，时年59岁。后人缅怀英雄，深为朱清武被枉杀而惋惜，题有《哭朱清武》诗三首：
（一）
川鄂边区一英雄，
统率“神兵”更威风；
头颅方值一万块，
踏破铁鞋寻贺龙。
（二）
誓死跟定共产党，
铁下心来随贺龙；
率领部众当红军，
奋勇杀敌赛黄忠。
（三）
誓跟红军扭乾坤，
却被枉杀愤难平；
临刑挥洒英雄泪，
革命史上留英名。
在被押赴刑场途中，朱清武等人虽然愤愤不平，却都没有反抗，唯有特务大队大队长黄明山大骂刘汉卿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是不得好死的狗杂种。他愤怒得像一头雄狮，奋力踢倒押解他的几个人，挣断绳索跑脱，幸免于难。后人有诗赞曰：
特务队长黄明山，
逃脱毒手免于难；
怨叹英雄朱清武，
引颈负荆为哪般？
刘汉卿杀了朱清武及七大队中队长以上的大部分干部后，又将与持有不同意见的独立团干部柳顺舟、雷早阳等人以“改组派”罪名残酷杀害。因担心跟随朱清武参加革命的石柱籍分队长以上骨干日后闹事，刘汉卿又以“谋反”罪为名，抓了70多人关押起来，限制其人生自由。鄂川边区百姓愤而不平，作了一首打油诗痛斥刘汉卿：
好个团长刘汉卿，
妒贤嫉能生私心；
巧借“肃反”杀功臣，
屠刀之下多冤魂。
工委会纠错
7月18日，傅忠海伤愈归队后，得知朱清武及原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中队长以上干部和一些骨干被害，气得晕倒在地。醒来后，他声泪俱下地连声痛斥刘汉卿“混账透顶”，“咱们找贺、关首长评理去！”
7月21日，中共鄂川边区工委在利川老屋基龙乡台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工委书记冯义发，委员花顺涛、刘汉卿、傅忠海、傅再先、李遂生、王怀廷及各大队长、政委。会议主要就刘汉卿无视党的领导、在独立团专横跋扈、大搞“肃反”扩大化、擅杀朱清武等一大批红军干部战士，造成独立团军心涣散，严重削弱部队战斗力等问题。
会上，傅忠海首先发言，质问刘汉卿为什么要杀朱清武等一大批人？
刘汉卿申辩说：“朱清武是‘神兵’头子，带着一帮子人信神信鬼，是反革命。”
傅忠海反驳：“朱清武组建‘神兵’，在川鄂边区打富济贫，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正因为他有进步倾向，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才派我去争取和改造‘神兵’队。改造成功后，我给军部写了报告，是贺、关首长给朱清武下的委任状。独立团被鄂军追至金铃坝，朱清武为你解难；独立团在谢家岩受困，朱清武率队增援为你解围；朱清武奉命组建鄂川边红军游击总队……这些底细你完全清楚，凭什么说朱清武是反革命？反革命能救红军吗？究竟谁是坏人？是被杀的同志呢，还是你自己？”
花顺涛也质问刘汉卿：“你说朱清武等人是反革命，可朱清武一心跟着共产党，连家都不顾，年近花甲的人，拼着老命跟着红军，带领红军游击队冲锋陷阵，何罪之有？无论怎么说，你不经工委研究就杀了朱清武等一大批人，甚至连身经百战的柳顺舟、雷早阳等干部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照此下去，独立团早晚也会被你搞垮！”
冯义发说：“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是你刘汉卿的独立王国。你一向行事专横，我们都以大局为重，没有过分与你计较，可你擅自杀害朱清武等人，帮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
与会者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指责刘汉卿搞一言堂、滥杀无辜，干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刘汉卿被批评得直掉眼泪，检讨了自己的私心，并表示，今后一定要在工委的领导下，为党的事业负责，为独立团的命运负责。
当天会议研究决定了四个重大事项：一是免去刘汉卿独立团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改由傅忠海兼任；二是认定朱清武等同志被错杀，并为其平反昭雪；三是恢复独立团的党组织，由李遂生任党总支书记；四是将独立团缩编为四个大队，在大队设党的支部委员会。此次会议，不但成为刘汉卿的思想转折点，也为鄂川边区红军独立团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朱清武牺牲85周年了，虽然时光渐行渐远，浮云随风远行，但他辉煌的人生历程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依然激荡在历史的长河中，他永远活在石柱革命老区人民心中，鄂川边区的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传奇英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忘记这位功勋卓著的红军英烈。四川、重庆、湖北三省市的党史、军史、地方史、老区史、文史都已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他的历史功绩。朱清武烈士的英名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