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银盾
石柱网 > 正文  2015-07-02

  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文管所内,珍藏着一块“於法有光”的银盾。这块银盾以雕花紫檀木为外框,中嵌纯银面,棣书刻字:党狱定谳法院,吾国尚鲜近例,是即国度文野所以分欤?兰陔大律师为本案二十人庭辨,义正词葩,观众咸悦。盖自有兹役,而后因人知秦坑之非;而先生之忠其职,益为法界生色矣。爰缀四言,用志纪念。

  兰陔大律师惠存

  法院第一次共产党同人敬赠

  一九二九年五月

  兰陔律师是谁?这块银盾为何如此珍贵?故事还得从发生在山城重庆的一桩革命斗争往事说起。

  1928年10月1日,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省委、团巴县县委三机关,突然遭到敌人的包围,党的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团省委书记蔡铭钊、团巴县县委书记池望秋等23名党、团员不幸逮捕。其中大部分是川师、商中、巴师、女二师等校的学生,年龄大都在16岁至20岁之间,最小的女二师学生张富祬,只有14岁。此外,党团机关还被查搜去各种文件及信件130多件。其中的一份手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引起了军阀的重视,认定这是共产党近年来在各地发起暴动的“罪证”。

  多人被捕,一时山城震动,人心惶惶。这是当时四川军阀自1927年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重庆“三•九兴隆巷事件”之后,继续绞杀革命的又一严重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与关注。

  引起这次大逮捕的原因,是蒋介石派到21军刘湘部作政训处主任的特务头子戴弁(戴志诚),于9月24日中午遇刺身亡,蒋介石令刘湘严缉“正凶”。身为巴县卫戌司令的王陵基,利用叛徒彭新道为鹰犬,四处侦察,下令全城戒严,进行了为期10天的大搜捕。

  所有被捕人被关押在巴县卫戌司令部的两间禁闭室中。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要求大家:不要暴露身份;敌人追问党团内的事,都回答不知道;要大家充分作好应对敌人严刑逼供的思想准备。卫戌区司令王陵基对被捕人员进行了多次酷刑逼供,指望追出刺杀国民党特务头目戴弁的杀手,以便制造借口屠杀被捕者。在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张秀熟已置生死于度外,用纸写好遗书,决心为党牺牲。

  恰在此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惩治异党条例”,规定:凡属共产党一类案件,不再由军事部门和行政机关处置,一律交由法院审理定罪。当然,这不是对共产党人有任何宽大之处,相反,这类案件往往按罗织严酷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量刑。但这个“条例”出笼,给革命力量提供了一个进行合法斗争的机会。以此为依据,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竟相奔走呼号,提出,“拥护国民政府法令,把共产党张秀熟全案呈交四川高等法院审理”。呼声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刘湘被迫于1928年冬将此案呈交四川高等法院重庆分院。1929年春,重庆分院正式受理,全案人员摆脱了军阀魔掌,转移到法院看守所羁押,并取下镣铐,行动和生活都有了改善。

  在法院看守所,张秀熟组织大家研究案情,编拟口供。他了解到达育学校教师蔡梦影(原名蔡惠民),刚从外地回渝不久,估计敌人还未摸清他是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要他咬定是到学校给某学生家长送东西而被误捕,并不是黑名单上的蔡惠民。果然,蔡梦影教师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按照法律程序,全案由法院指定一名律师外,还可委聘一名律师辩护。委聘谁才恰当呢?省委派人和张秀熟商量,决定聘请当时重庆最负盛名的大律师熊福田,为全案辩护律师。

  熊福田(曾用名佛恬),原名熊德树,号兰陔;1889年8月出生于石柱县西沱镇一个世医之家,6岁丧父,10岁入塾;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石柱厅军政府典狱官,同年去日本留学;1915年7月毕业于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专门部政科。留日期间,他积极参加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活动,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同时还参加马克思读书会,探索新的救国之道。回国后,他曾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四川高等审判厅第一庭庭长、成都地方检察厅检察长。1925年到重庆从事律师事务,并兼任四川法政校、私立志成法政、省师范等校法律课讲师,以及川盐、和诚、美丰、建设等大银行、大钱庄的法律顾问。熊福田对各种刑律皆了然于胸,运用自如,且阅历丰富,胆识过人,有强烈的正义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

  听说为共产党人辩护,熊福田毅然接受聘请,随及全力以赴,查阅全案档卷及审讯记录和口供,积极与法院审判官、检察官沟通,研究案情,并和每一个被告人交谈,为公开辩护做充分准备。

  1929年5月24日,四川高等法院重庆分院,第一次对共产党案进行空前绝后的公开审理。消息轰动山城,南纪门法院内外人群聚集,旁听席挤满了各界人士及川师、二女师等校学生3000多人。

  开庭后,检察官赵汝康宣读起诉书,接着熊律师出庭辩护。他首先针对检察官把20名被告都加以共产党罪起诉,是混淆党、团和其他团体的界线展开辩护,对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关系及其所负责任之区别、对共产党与其领导团体及普通社团的关系之分别、对党与党员的关系及其所负责任之分别,这三个问题,熊律师一口气解释清楚,他说:“正如基督教徒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性质一样,青年会员中有基督教徒,但不能把青年会员都当着基督教徒;同样道理,共青团员不能都当作共产党员看,他们在政治上所负的责任不一样,在法律上所负的责任也不同,这是必须区别的。

  熊律师指出:检察官按《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中“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主义而起暴动者”一条,对张秀熟、蔡铭钊等人的起诉不当,虽然搜出了一份“暴动大纲”,还只是一份手抄稿,没有暴动的行动,就当然不能构成“危害民国罪”,故其所有刑科也皆失当。

  他在为张秀熟辩护时指出,构成共产党的主要成份是工人和农民,张秀熟既非工人也非农民,他是教育文化界人士,喜欢研究新问题,他参加共产党,只不过是研究共产主义,他虽是省委代理书记职务,但仅是个技术书记,承办一些文字上的工作,算不上是主要职务,更谈不上“执行重要事务之所为”。对检察官将注有“绣书”二字的文件,当作张秀熟的罪证时他辨道:“绣书”二字,据张秀熟陈述,绣书是女职员在处理文件上的记名;因此,不能把“绣书”与“秀熟”等同起来,按“孤证不应成立”的常识,“绣书”只不过是个疑证,不能成为罪证。

  接着,熊福田以渊博的法律知识,出色的抗辩才能,驳斥并纠正检察官每一量刑条文之失当,证明每一被捕者的行为并非是为个人之私利,他们都是爱国的志士仁人,大都是中学生,都在关切国家和社会,不愧是时代的人才,国家未来的主人,应该全部无罪释放。

  最后,熊律师发表了三点发人深省、触及此案实质的声明:一是此案系为国家社会之问题,当前之国家社会令人满意吗?追索本案原因“纯系社会政治刺激使然,当局殊不能辞其责”; 二是本案既由国民政府发文交法院办理,法院当保持司法之严肃与精神,不受各方任何暗示与影响,依法秉公判案;三是福田本人系国民党员,今天为共产党人案出庭辩护,依法行使律师职务,忠于律师职守与道德,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使之获得法律保护,知我、罪我均希谅察。

  两个多钟头的庭辨发言,熊福田声音宏亮,态度娴雅,时而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时而娓娓叙述,打动人心,使在场人无不倾心折服,连台上的法官推事也都频频点头,一位新闻记者无限感慨地说:“记者自出入法院观审以来,盖未见如斯有价值之雄辩也。”

  经过一场激动人心的辩护,法院于5月29日宣判:张秀熟有期徒刑10年、罗孝慈9年、蔡铭钊6年,其余皆数月一年不等,并有朱成玉等3人训戒释放,全案以无一人牺牲而告结束。共产党人案不仅在道义上取得了胜利,更可贵的是赢得了人心。这是出乎敌我双方意料之外的。

  按当时律师事务所规定,律师接受聘请,要收取大笔费用,尤其熊福田这样的一流大律师收费更高,将达数百银洋之巨。而熊福田却纯尽义务,分文未取,甚至秘书、车马费都自掏腰包。为表达谢忱,省委决定,送熊律师一面银盾作纪念,题词由张秀熟拟定。

  后来,熊福田先后出任云阳、石柱等县县长和省参议员,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把这面银盾带上,供放在客厅醒目的地方。他虽是国民党员,但面对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他一直支持。1931年7月至1932年1月,在云阳县任县长期间,隔房侄儿、平民革命军、共产党员熊明炳因遭到国民党追杀,潜去云阳,熊福田毅然对其保护,并委任为监狱典狱长;熊明炳将关押的政治犯放出,一同逃走,熊福田因此牵连而被受罚卸职,重操律师旧职。

  1946年国民政府再次启用熊福田,任石柱县长。任职期间,中共石柱县特支领导的川鄂边游击队兴起,省派驻石柱县特委会的专职秘书胡宗海,在一次联席会上提出:石柱地下党活动频繁,欲有暴动之势,同时拿出共产党员秦万鑫、崔英福等60名“思想不轨”人员的名单,要求熊福田立即令派警察逮捕。熊福田则以“如此众多,突然抓捕,会使全县骚动不安;县政府未奉上级明令,且无人告发。”为由,拒绝签名派警。

  此后,胡宗海向四川省国民政府以“熊为民盟分子,袒护异党”相密告。熊深遭嫌疑,主动卸职,回到西沱家居,从孀嫂名下分得祖业30石田土产业,开办南宾垦植社,后与地下党开办的“和成商号”合营,他被推举任总经理。他掩护地下革命活动,为党筹集活动经费10万大洋,执行忠(县)石(柱)万(县)三县交通接待任务,为1949年解放石柱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初,熊福田任忠(县)石(柱)万(县)边区治安委员会委员,于1950年任川东地区人民法院万县分院院长、万县专员公署参事等职。1952年土地革命,熊福田主动将全部财产交给人民政府处理,并挥笔题诗,歌颂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的胜利:

  魔怪蹁跹数百年,三山坠落见青天;

  不因土改空来此,协助翻身大有缘。

  旧时契文成粪土,昔时借据尽灰烟;

  明朝三叠阳光曲,随意挥笔赠七贤。

  后来,熊福田道路坎坷,在肃反和反右斗争中,因历史问题两度入狱,受到不公待遇。一切财产荡然无存,唯独这面银盾保存下来。

  1961年,熊福田得到平反,安排在石柱县医院工作。1964年2月29日因病去逝。

  1983年6月,熊福田之子熊全盛,遵照父亲的遗愿,将这块银盾献给中共四川省委,保存在省博物馆,并将复制品送石柱县人民政府。于是,石柱县文管所有了这件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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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石柱编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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